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二)——阴氏家族墓考

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发掘的6座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中,其中弧方形的墓葬形制参照长安地区唐墓可知属高等级墓葬。文章分析了墓葬年代、墓葬等级及P.2523《敦煌名族志》的编撰年代,认为两者均为开元年间,因而认为M123、124、125等墓为外任归葬的敦煌望族——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阴仁协以及阴仁希可能与M123具有对应关系。     

银雀山汉墓的年代与墓主人考略

银雀山一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至元狩五年(前118年)三月;二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三、四号墓的年代应早于元光元年;一至六号墓应是一个家族墓群,该家族的国属和里籍为西汉城阳国(后属东海郡)开阳县;该家族的姓氏为"司马",二号墓主姓"召(邵)",四号墓主姓"门";一号和三号墓主的身份都是城阳国的军官;一号墓中之所以随葬大量兵书,可能和当时淮南王、衡山王之狱引起的紧张局势有关。     

长治分水岭墓地初探

长治分水岭墓群是长治地区发现的一处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明清的古代遗存地,主要遗存有春秋时期的墓群、车马坑遗址、战国时期的墓葬、汉代的墓葬。该墓地出土了一大批随葬品,主要有青铜器、玉器、陶器、铁器等,透露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特征。     

长治分水岭墓地初探

长治分水岭墓群是长治地区发现的一处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明清的古代遗存地,主要遗存有春秋时期的墓群、车马坑遗址、战国时期的墓葬、汉代的墓葬。该墓地出土了一大批随葬品,主要有青铜器、玉器、陶器、铁器等,透露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特征。     

洛阳北魏墓研究

洛阳北魏墓属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墓葬,从北魏墓的墓地、北魏墓的发现概况,北魏墓的墓葬形制等为基本内容,对洛阳的北魏墓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从而对洛阳北魏墓及其相关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洛阳虽然见于发表资料的北魏墓仅20余座,但墓主人涵盖了从皇帝在内的各个阶级的人物,有王和官吏、庶民,对于研究洛阳各阶级墓葬及其相关问题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这批墓葬,出土墓志的就有7座之多,这些墓葬不仅对于研究墓葬本身,而且对于研究北魏的政治、经济、社会都非常有用,同时对于其他地区北魏墓的断代,也是必不可少的借鉴材料。从发表资料的北魏墓中可以看出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彻底。洛阳的这些北魏墓除墓地制度具有鲜卑文化的一些特征外,其他方面如墓葬形制,随葬品、葬俗葬具、壁画内容等等都完全是对汉文化的继承。     

从赫胥陵到耿纯墓探寻

河南南乐县福堪镇宋耿落村南有一座古墓群,其中最南端一墓冢形制最大,今人多称之“赫胥陵”。然而,1978年、1999年文物部门分别对其中三座墓葬进行发掘,确认此为东汉古墓葬而非赫胥陵。一时间各种质疑、猜测莫衷一是。经考证,一号墓墓主人是东汉桓帝年间宦官、东武阳侯具瑗;二号墓即南大冢墓主人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东光侯、东郡太守耿纯;三号墓及其未发掘之诸小墓冢属耿纯家族墓。     

从赫胥陵到耿纯墓探寻

河南南乐县福堪镇宋耿落村南有一座古墓群,其中最南端一墓冢形制最大,今人多称之"赫胥陵"。然而,1978年、1999年文物部门分别对其中三座墓葬进行发掘,确认此为东汉古墓葬而非赫胥陵。一时间各种质疑、猜测莫衷一是。经考证,一号墓墓主人是东汉桓帝年间宦官、东武阳侯具瑗;二号墓即南大冢墓主人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东光侯、东郡太守耿纯;三号墓及其未发掘之诸小墓冢属耿纯家族墓。     

孙坚高陵考——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考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是迄今发掘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孙吴墓葬,过去对孙吴大墓墓主身份的认识存在争议。考证表明,孙吴大墓乃埋葬孙坚及其两位夫人的高陵;江宁上坊高陵为孙吴中期墓葬,建于孙权在位期间;吴太元元年(251),孙坚尸骸由江苏丹阳迁葬今高陵。     

战国行唐故郡墓葬研究

战国时期今石家庄地区存在众多的北方部族。鲜虞族是其中之一,并且是见于文献的最强大的部族,建立了中山国。但是,其他史籍缺载的北方部族情况则不为世人所知。战国早期行唐故郡墓群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消失的白狄部族的墓葬情况,众多的殉牲、积石墓、实用组合铜器随葬、附葬车马坑、东向的墓向等一系列葬俗,既显示了浓郁的北方丧葬风俗,也体现了中原华夏葬礼的影响,实证了战国时期华夏与戎狄、北方与南方之间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是战国时期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见证。     

有关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几个问题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是建国以来考古学的重大收获，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遗物来看，此墓断代的上限最早应不超过文帝五年，从墓主的性别和年龄来看，墓主很可能是世袭车大候的第二代Xi的母亲。再从此墓的营建设出土的遗物来看，它反映了西汉初期文帝时代全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并非仅仅是西汉时期长沙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     

中国坟丘的起源

墓葬封土,又称"墓冢"、"坟丘",既是一种墓葬标志,也是文明时代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的起源关涉先秦历史文化和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进程中的诸多内容。江南地区的土墩墓——作为探索中国古代坟丘起源的一种特殊例证——与中原地区的封土墓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周时期"坟丘"即已存在是很有可能的。     

集安长川高句丽一号墓的佛教壁画

吉林省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封土壁画墓，是已知唯一有佛教壁画的墓。本文分析了该墓壁画的内容及布局，运用佛教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了它的文化内涵及年代，论证该墓年代约在公元４００－４３０年之际，很可能是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４２７年）。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壁画之一，仅略晚于甘肃炳灵寺第１６９窟，而早于麦积山、敦煌早期洞窟的壁画。     

天水棺床墓、墓主人及石棺床屏风画相关问题新论

天水棺床墓年代定为北周至隋初较为合理;天水棺床墓及出土石棺床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葬具差异明显,墓主人可能不是入华粟特人,其族属需要进一步探讨;据文献记载,北周鲜卑贵族宇文广葬于上邽(今天水市秦州区),南北朝诗人庾信为宇文广撰写的《墓志铭》与天水棺床墓、屏风画多处吻合,棺床屏风画与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中的8首诗作高度契合,为深入研究天水墓葬的族属、墓主人身份和屏风画提供了新的视角.     

晋南地区宋金纪年墓对比研究

纪年墓是出土带有明确纪年文字载体的墓葬.它们能够作为一种准确的时间标尺,来探讨不同时期墓葬在各方面的变化,并直接反映各时期社会发展状态.本文通过对比研究晋南地区宋金两代纪年墓的墓葬形制、墓葬装饰、随葬品等方面的承袭与变化,分析了晋南地区在宋金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一)——墓葬举要与年代

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发掘了6座唐代模印塑像砖墓。其中M123模印塑像砖上的骑士着幞头、袍服等服饰以及墓葬所出镇墓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参照典籍、相关墓葬和文物资料,本文认为M123年代约在开元年间,M125、134、141应不晚于德宗建中初,M121约当玄宗时期或以后。     

高台骆驼城前秦墓出土墓券考释

本文对骆驼城前秦墓出土的3件墓券文书进行了释读,根据墓券内容考证了河西骆驼城遗址的历史沿革和十六国时期带有浓厚道教色彩的丧葬风俗.骆驼城遗址周嗣墓葬出土的十六国墓葬文书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汉晋以来河西地方建制与民间丧葬风俗的宝贵史料.     

敖家坟墓群石雕

在位子黔西北东部的金沙县城西北50公里处，坐落着一群晚清墓葬，被称为敖家坟墓群。敖家坟墓群因其石雕的华美、精致而名扬于世。墓群石雕由南、北两组构成。南、北墓均建于清光绪年间。两组墓     

浚县贾胡庄汉代画像石墓研究

地处豫北腹地的鹤壁地区汉画像石墓葬发现比较少,相关研究也相对薄弱.建国以来,鹤壁地区发现的画像石墓葬共有四处,其中1999年发掘的浚县贾胡庄汉画像墓发掘资料最完整.本文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画像石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入手,对该墓葬的年代、风格进行相关讨论.     

咸阳任家咀秦墓的主要收获

咸阳任家咀秦人墓地发掘的242座墓葬,依照仿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墓两大类,以及两者之间可对比的器物,约略分为六期。任家咀秦墓出土器物反映了秦与楚、晋、周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史实,同时反映了秦迁都咸阳前后实施变法的历史背景。整个墓地从春秋至秦统一,延续时间长,中间无缺环,出土器物丰富,对于建立秦墓分期具有重要意义。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

根据前三代西汉楚王年龄的相关推算,第二代楚王刘郢 (客)年龄与狮子山楚王墓墓主较为相符,狮子山楚王墓有大规模的守陵建筑和守陵户,亦符合第二代楚王刘郢 (客 )墓葬陵园规划,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应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