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十年我国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公共文化是与民众接触最广泛、最贴近民心的文化类型,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可以在推动文化认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明确公共文化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影响与作用机制,是推动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的关键一步。文章运用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半结构性访谈等方法,在转文化传播视角下,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做法、成效与重要贡献。研究表明：文化接近、文化多样与文化间性是公共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关键要素。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建立海外文化中心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推动海外文化传播阵地布局立体化;提升文化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增强民众参与国际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可及性;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服务体系,不断涌现出具有国际引领意义的创新实践。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政策量化研究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促进公共数字文化事业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政策能够完善政策设计、赋能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文章构建“政策工具-参与主体”二维分析框架,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政策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仍然存在政策缺乏规范性和政策合力、政策工具结构不均衡、主体参与失衡问题。为改善上述问题理应推进立法工作,凝聚政策合力;结合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特点,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究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文章以政策工具为研究视角,构建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析框架,使用内容分析法,选取“十五”至“十四五”时期国家出台的70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与系统分析,从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目标的导向以及政策出台的分析来论证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并根据分析依据提供优化政策工具应用体系、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全属性均衡发展以及构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专项政策体系的相应对策。     

文化产业、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上)

市场逻辑主导下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多样性的复杂关系与张力在中外传播领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昭然若揭。在国际领域文化保护的目的与意义是不是就在于发展本国文化产业?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会不会意味着《美国偶像》有各国特色的翻版?在本文的上篇,作者试图通过回顾国际传播史上有关传播文化与另类发展模式的讨论来解答这些问题。     

传播信息的文化多样性

信息的高速流通使国际社会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能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大众传播媒介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方便而快捷的信息交流工具。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似乎已变为现实。而在看似地球村表象的后面是: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传播实力上的差距决定了传播权力和传播占域的不平衡,地球村实际上是强者向弱者的经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诸领域渗透的西方化覆盖全球的倾向。鉴于此,人们应以怎样的态度、行为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从而实现多种文化和经济形态并存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对文化软权力化的一种传播学解读

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构成及政策工具选择研究——基于28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的分析

为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工具选择策略,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实施梗阻问题,本文对28个省/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文本进行了编码分析和内容分析,从构成框架、具体内容方面提炼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特征,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的政策工具选择的区域差异和梗阻状况,最后提出各省/市制定和实施新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应以多元政策主体利用不同政策工具实现差异化政策目标为导向,采取“基础建设型”“资源供给型”“服务利用型”不同工具选择策略,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表6。参考文献42。     

浅析文化政策传播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之现象:以台湾台北县为例

文化政策传播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之庞杂社会现象,在研究过程中要将其具体定义与归纳不缔是件困难的事,作者认为可用三个概念来归纳说明社会文化现象,分别是:混合、融合与化合等三个阶段。     

走向“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广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新探索与经验推广

地方创新经验推广是公共文化领域的关键议题。考察广州“公共文化共同体”地方经验转化为广东“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省域政策的过程,既有助于认识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深刻内涵,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地方创新经验推广”这一课题。在公共文化地方创新经验转化中存在适用性、可行性和整体性等典型问题,前两个问题可以利用“主动创新实践”相关案例和思路展开分析,整体性问题则主要依赖以往经验和素材。将共同体转化为省域政策过程既具备有利条件,也面临主要阻力。《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指南》对此做出了系统考量,能为加强地方创新经验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提供参考。     

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共享、文化折扣与解读偏移——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海外观众解读的分析

历史文化纪录片是“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重要视觉影像载体。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文化混杂空间中,海外观众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传递的文化内涵?《如果国宝会说话》《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舌尖上的中国》的YouTube海外观众评论呈现出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共享、文化折扣与解读偏移三种样态。而若要强化文化共享的可能,降低文化折扣与解读偏移的程度,则需要提升纪录片审美意趣、呈现细腻的日常生活、提供清晰的背景知识,这将有助于海外观众超越柏格森所言的“习惯记忆”,唤起人类共同的“纯粹记忆”,促进视域融合。     

博物馆与当代审美文化的构建

“审美文化”这一概念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出现的文化现象。审美文化与后工业时代的科学理性主义和艺术自治主义相对应 ,与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也是相对的。它以超功利性和愉悦性为原则 ,并将之渗透到整个文化领域 ,是一种注重精神品位 ,以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来引导和提升生活实践 ,使之符合人的真正需求的模式。随着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 ,科技在帮助人类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 ,也成为人类自我异化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文化正经历着巨大变迁 ,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分化加剧…     

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文化创造的历史 ,也是传播媒介的创造史和传播关系的发展史 ,在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中 ,人的创造性、反思性是永恒的“调适器”。在现代性视野里建构的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 ,注重的是媒介资本的扩张 ,而不是媒介的均衡发展和信息的双向流动 ;追求的是媒介的权力 (power)及其对他种社会、文化的支配 ,而不是媒介的权利 (right)所包含的对等、互利、相互尊重传播主权、广泛的参与等价值观念 ;推行的是传播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 ,而非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的全球化传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媒介的影响 ,以及媒介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作用 ,均不是直线过程 ,而是要通过权力关系体系起作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现时代代表着三种发展观和三种力量 ,它们共存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框架内 ,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 ,同时 ,也形成了建构媒介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关系的合力     

生态博物馆—经济与文化的思考

关于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 ,是一种全新的博物馆的概念 ,是顺乎时代主题的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的博物馆形态。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发展到后工业文明 ,伴随着的是一个对自然资源肆意开发、对生存环境肆意破坏的过程 ,带来的是一个环境污染日益加深、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生态平衡日益失调的惨重后果。伴随着后工业文明的发展 ,人类开始认识到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意识到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危机性与重要性。 197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行了“人与生物圈”计划 (ＭＡＢ) ,包括中国在内的 10 0多个国家结成了国际环境…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生态平衡

城市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复合生态系统,文化变量是城市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城市状况的优劣,既包含物质系统的合理程度,也包括精神、心理、情感等文化意义上对人的关怀程度。因此城市的文化生态状况关系到是否能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是否能使人获得文化气氛、艺术熏陶、精神情趣等方面的平衡感。令人遗憾的是,当今城市生态系统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文化生态失衡的现象,这一方面表现在城市文化生态群落相对于物质文明发达程度的萎缩,一方面表现在文化生态群落内部结构的失衡。因此在发展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提高物质环境水平的同…     

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章简要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分析了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揭示出图书馆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也会有所提升。     

Creativity,cultural studies,and services industries

While both the growth of services industries and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as a productive input are widely recognized, they are poorly understood.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s industry growth and creativity inputs as part of a “cultural tur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economie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recent work of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Jeremy Rifkin, and Richard Florida. It proposes ways of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s and creativity, particularly in understanding the role played by “creativity broker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draws attention to growing tensions surrounding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文物功能论

“保护与利用”之争是多年来有关物工作矛盾冲突的一般表现形式；然而细细审视．不管双方的立足点放在哪里，任何一方都不反对保护，任何一方也不反对利用。激烈的实际矛盾与似乎虚假的命题形成反差。不难看出，物的“有用性”已经成为分歧和争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