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对武松形象的再创造

《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虽然和《水浒传》中的武松有血脉贯通的一面,但并非完全照搬,由于两书创作主旨不同,两个形象在书中的地位,作用自然也不同,《金瓶梅》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对武松形象进行了再创造,深化和扩展了人物性格,使人物更具社会典型意义。     

《金瓶梅》对《水浒传》中武松形象的重写

《金瓶梅》和《水浒传》中虽然都塑造了武松这一形象,但二者具有很大差异。武松是《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作者致力于刻画他高大光辉的英雄。但在《金瓶梅》中武松不再是主角,作者无意凸显其好汉形象,在情节安排上亦对其英雄事迹做了大量删减。《金瓶梅》对《水浒传》中武松形象的重写,是立于创作主旨和时代精神的不同,顺应了小说表达主题的需要。     

《水浒传》、《金瓶梅》武松形象探微

武松是《水浒传》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作者施耐庵用了较大篇幅描写这个人物形象。但是,《金瓶梅》中不再是以武松为主角,也无意表现其英雄本色,并且在情节安排上也有意淡化武松在读者心中的高大光辉形象。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同一个武松形象,有着十分显著的不同,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水浒传》中武松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好汉,而到了《金瓶梅》里的武松倒更像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亡命徒,而非一个单纯理想化的人物。     

《金瓶梅词话》的地理观念与徐州

众所周知,《金瓶梅词话》是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一段故事为基础扩展而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情节大相径庭,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改换了。在《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出在阳谷县:而《金瓶梅词话》则将人物故事统统移至清河县。同时,书中写到的地理方位也纷乱错杂,令人费解。     

从武松杀嫂看《金瓶梅》中武松形象的颠覆

《水浒传》中武松的英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在《金瓶梅》中却被彻底颠覆。通过对武松杀嫂报仇的手段、方式、过程的详细分析解读,可以看出两部作品除了创作主旨的不同,还有审美内涵与社会意义的不同,这无疑喻示着元末明初到明中叶社会信仰以及民众审美的改变。     

《金瓶梅》与《水浒传》重迭部分的比较研究

明人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据目前发现的史料考知,他第一个指明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因承关系。《金瓶梅》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线索,因此它抄引了《水浒传》中的许多文字,这就构成了两书的重选部分。在两书的重迭部分中,《金瓶梅》在抄引时作了许多改动,同时又增写了许多文字,这就出现了两书的同中之异。这是研究《金瓶梅》成书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国内的研究者还无人涉足。笔者在此仅作初步的探索。明代嘉靖年间,《水浒传》已有多种刻本传世。《金瓶梅》成书在隆庆朝前后,它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金瓶梅》、《红楼梦》婢女形象比较

将明朱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金瓶梅》、《红楼梦》中的婢女形象加以比较,从婢女形象演变和人物性格塑造的角度,论述在婢女形象塑造方面,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是《金瓶梅》、《红楼梦》之间必要的过渡。     

说《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说四个潘金莲》之一

潘金莲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典型形象之一。但真要解读她，却发现《水浒传》里的潘金莲，《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民俗里的潘金莲，戏曲里的潘金莲，并不是一个潘金莲。《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是一个为自己活着，被他人利用，以嫁人与偷情为其生命全部的悲惨女人；一个附衬武松主传，没被充分展开，留下若干思考，尚可二度创造的文学形象。因此，《水浒传》的潘金莲，只是勾奸夫害本夫一类丑恶社会现象的代表，还算不上不朽的艺术典型。     

红颜空自嗟,悲歌遥相和——李瓶儿、尤二姐形象比较

《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世情小说中的两部力作。笔者在对《金瓶梅》女主人公李瓶儿和《红楼梦》中的尤二姐形象做多视角对比分析后发现二人几乎处在同一生命轨迹之上,并都负载着浓郁的封建社会女性悲剧的文化意蕴。由此可以看出《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创作思路确有深远影响。     

《金瓶梅》与《十日谈》的对比阅读

东西方文学史上两部奇书《金瓶梅》和《十日谈》有着相似相异的创作背景,通过对两性关系的惊世骇俗、特立独行的描写,塑造了迷失和寻找中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东西方不同文化观照下的女性观。     

小说中的“小说”：《金瓶梅》与其他小说关系研究（一）

《金瓶梅》不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引申开发而来，而且还大量抄改了话本小说、公案小说等，形成了“小说中有小说”的独特文体现象。作者在引进这些小说时，插入了许多明代正德、嘉靖两朝的真实历史人物，以此表明创作主旨和意图。     

王世贞与《金瓶梅》的著作权

探索作者不必求新，《金瓶梅》作者的答案就在明人笔记中。《金瓶梅》12种手抄本源于王世贞家；被陆炳“诬奏”、“籍其家”、“沉冤”，“托之《金瓶梅》且最早拥有《金瓶梅》手抄全本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只能是王世贞；《玉娇李》与《金瓶梅》同出一人之手，《玉》作者是王世贞，《金》作者也应是王世贞；《金瓶梅》“指斥”的“时事”与王世贞家世相关，所写明代官吏多为王世贞的熟人；《金瓶梅》大量借用他书素材正是王世贞提倡模拟方法在小说创作中的实践；大哭：李瓶儿与善写丧葬场面体现了王世贞的家庭遭际、哭癖个性与心理特点。吴晗文章及“非王”说未能剥夺王世贞的《金瓶梅》著作权。     

《金瓶梅词话》中"借支马价银"时代考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但在写"明"时作者往往选择明代不止一朝独有的事件,例如朝廷违法借支"马价银",或不止一朝独有的人物,例如"张龙"等来安排情节,表面上模棱两可,使人捉摸不定,但在关键处作品是有严格界定的。我们在明白了《金瓶梅》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后,又结合明代最原始真实的史料《明实录》,即可判定《金瓶梅词话》中朝廷违法借支"马价银"指的是正德、嘉靖时期而绝不是万历时期,进而证实《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     

梦窗词的修辞艺术

吴文英是南宋词坛大家,其词大量运用修辞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密丽深曲的艺术魅力.该文通过具体作品的解读,简要论述梦窗词中通感、比喻、借代、复合修辞以及切字切词等修辞手法的成功运用.     

宋玉《舞赋》真伪补考

《舞赋》并非宋玉所作：一、除唐人无名氏所编类书《古文苑》之外,自战国晚期至清朝的文献典籍中,未见宋玉曾撰写《舞赋》的记载。且《古文苑》将《舞赋》作者题为宋玉,并未被后世学者所接受。二、《舞赋》记载的《激楚》、《结风》是汉代初年方才在楚地流行的舞曲,宋玉不可能是其创作者。三、《舞赋》所记载的＂材人＂,亦称＂才人＂,即宫中女官名,多为妃嫔的称号,最早设置于西汉汉文帝时期。因此,所谓宋玉《舞赋》,实为后汉傅毅《舞赋》的摘录。唐代类书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二书均将所收《舞赋》的作者题为傅毅,当确凿可信。而唐代总集《古文苑》成书时间较晚,其编者将所收《舞赋》作者题为宋玉,实为在传抄时失察而造成的讹误。     

宋人关于巫山神女的辩诬与其对宋玉神女描写的批评

在宋代,围绕着巫山神女的辩诬问题,对于宋玉及其《高唐赋》《神女赋》的批评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宋玉＂妄＂作神女故事,＂诬＂神女于不贞,玷污了神女的形象;一是认为宋玉所赋＂发乎情止乎礼义＂,＂得诗人风化之本＂,而巫山神女的被玷污是后人所为,与宋玉无关。我们认为前一种观点是在理学影响下的主观情绪化的不切实际的批评,而后一种观点能够发展地科学地客观地看问题,是对宋玉及其《高唐赋》和《神女赋》的正确的批评。     

论吴藻的词学观

吴藻是清嘉道年间才媛中的佼佼者,通过分析梳理其关于词的创作论、境界论、风格论以及鉴赏论,探求以她为代表的大部分江南才媛的词学观,可弥补明清江南才媛传世的词作品颇丰,而相关文论思想却欠缺整理的状况。     

梦窗词的修辞艺术

吴文英是南宋词坛大家,其词大量运用修辞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密丽深曲的艺术魅力。该文通过具体作品的解读,简要论述梦窗词中通感、比喻、借代、复合修辞以及切字切词等修辞手法的成功运用。     

武则天故事与宋元文人心态

宋元时武则天形象的建构与文人心态息息相关。北宋时,封建士大夫通过批判武则天,为当时的后妃参政鸣警钟;南宋及元朝时期,人们借反对武则天来反对异族统治,表达驱逐异族,收复国土的愿望。与唐代人对武则天相对客观的态度相比,宋元时期武则天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观念的传声筒。这与宋元文人在特殊环境下的复杂心态,包括正统观、性别观及道德观密切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