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为生命线--论王小波杂文中的理性哲学

理性是王小波的思想基石，它一方面与“常识”、“平常心”等同，另一方面与起源于价值观领域的“不理智”相对。王小波以理性为准绳，反思传统文化，批判现实，倡导科学精神，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当代中国，进行理性启蒙，建立民众的现代性品格，仍是知识分子需履行的义务，这就是王小波理性哲学的社会意义。     

问题创新教育的哲学理性蕴含

问题创新教育是现代创新教育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是,问题创新教育的范畴和事实,于创新教育是否有必要,是否能作为创新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还需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从揭示问题创新教育的生命哲学理性蕴含、创新哲学理性蕴含、教育哲学理性蕴含和社会哲学理性蕴含等方面分析,能明了问题创新教育的问题生命活动逻辑起点、问题创新教育的科学创新特征、问题创新教育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问题创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由此认识问题创新教育的丰富哲学理性蕴含,为创新教育奠定思想基础,提供理论依据.     

哲学视域中的教育及教育哲学的理性定位

哲学作为形上之知和形上之境相统一的基底的思维方式,发挥着为教育服务,即为科学的任务服务和为人生的意义服务的双重职能.哲学作为基底的思维方式,为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逻辑支撑点,表现为从认知框架和价值趋向两方面对教育产生的影响.具体地讲,不同的哲学范式决定了人类认知水平的差异,哲学的不同价值定位决定了不同时期的教育职能的差异;处于哲学视域中的教育,其学科特性可界定为实践性、反思性、批判性和价值性.     

儒家哲学的新课题:理性与情感

情感是孔子仁学的第一原则。理性和情感的关系是孔子仁学的主要课题。孔子以“仁是理性的普遍情感”这一论断解决了理性和情感的统一。宋明新儒学以“生生”为核心，重新肯定了被佛学消解的理性和情感，在自然目的论中理性和情感完成了统一。     

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其主题嬗变

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为初创阶段,主要是厘定学科内容及研究方法;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为起步阶段,着重于发展哲学的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可谓纵深阶段,对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观念,诸如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大方向.     

论境界的意义和有关其表现研究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境界几乎一直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论题,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的条件所限,尤其是由于富有情感体验性的感性描述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其基本涵义和表现也一直都没有得到哲学上的严格界定和系统全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就目前国内的哲学研究而论,由于研究视域的局限,在探讨和研究主体性的时候,国内的马哲界和西哲界也极少有人论及这个方面。因此,无论就文化哲学研究而言,还是对当今的马哲和西哲研究来说,对境界进行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探讨和研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可以发挥重大而深远的推动性作用,而且,由于被研究对象本身所特有的中学特征和立足于社会实践的生成特色,此项研究的系统展开和不断深入,也势必会使中哲、马哲和西哲研究在逐步实现方法论突破的同时,在更高的层次上具体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开辟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研究道路进而全面推动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提供非常可贵的机遇。     

哲性·理性·诗性的聚焦--评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

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一部珍贵的资料,本文例举并分析论述了<纲要>的优点,其格局乃是实证主义的哲学精神、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辩精神以及评论家的诗人气质三方面聚合的结果.同时也提到了<纲要>存在的一些不足.     

中国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时间意识。王船山把时间的存在追溯到主体的时间意识的结构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对应着主体的识、思、虚。识、思、虚分别是主体意识中的保存、呈现与预期（包括筹划）的功能。时间的流逝不仅仅具有线性的特点，不仅仅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行程；而且还具有境域性的特征，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相遇。时间意味着存在的持续敞开，它展开为隐显（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人而言，时间意味着“关系的承担”，也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承担他自身以及整个世界的存在。     

论庄子思想的三个层次:从哲学认知、艺术重塑到空净境界

庄子思想是由三个层次综合组成的一个复杂体系,第一层次也即基础层次是他对客体的哲学认知;因为哲学认知带给庄子的多是烦恼,于是他对自己的哲学认知进行重新选择、组合,从而进入能够为自己带来愉悦的第二层次——哲学艺术重塑层次;但庄子并未停留在哲学艺术重塑层面,他通过"无无"理论,对哲学认知和哲学艺术重塑进行双重否定,让自己的思想进入最高的第三层次——彻底的空净境界.理清庄子思想三个层次的内涵与差异,不仅有利于正确把握庄子思想,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试论文化哲学的兴起与中国文化哲学的特殊使命

文化哲学是20世纪兴起的世界性哲学思潮。这是对人类面临的时代矛盾的文化审视，也是对西方理性主义危机的文化反思。中国文化哲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的情境下，中国文化哲学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它既要起越传统农耕文化的消极影响，又要跨越后现代文化危机的横向扫射，塑造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新型的现代主体。     

中国纺织品出口相关问题论析

中国纺织业翘首以待的配额终于取消了,长期受限制的中国纺织品出口得以大幅增长,但这种出口增长态势却受到国际同行的指责和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数量激增的深刻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纺织品出口数量增长的合理性.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理性视角概说

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哲学的种种区别,从根本上说,源于他的独特的实践理性视角。人类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改造着对对象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实践使人类和人类的对象世界作为总体而存在。对于总体的把握只有通过为实践所规定的理性视角,通过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才能实现。     

中国文人恋乡情结之文化成因解析

恋乡思归,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普遍情怀。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为文人们铸就了故土难离的恋乡情感模式。儒家教化又强化了人们眷恋亲故、依恋故土的情感指向。以儒道两家学说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哲学,又为文人们的恋乡情结提供了一种哲学模式。这些最终构筑了中国文人的恋乡情感心理模式。     

理性本体论视域下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发挥哲学的解释和批判功能,依靠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发现理性的丰富内涵和多重维度,阐释交往理性的规范意义和批判功能;论证生活世界的社会意义产生功能和对系统的矫正作用。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公众参与是对环评技术活动的规范和约束,是保证环评行政决策具备合法性的唯一条件,是道德实践意识在环评活动中的表现。     

海德格尔与中国文学的融合限度

在前期积极译介的基础上,深入融合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学,是新世纪中国文论面对的一项有意义的课题。海德格尔用存在之思深刻关涉面向可能性的人的生存境遇,这可以成为考察它与中国文学融合之径的起点。以释、道、儒为综合文化母体的中国文学,在前两个维度上与它有明显差异,但在作为主维度的儒文化维度上可以实现与它的扬弃性融合:"情本体"的文学对"存在的深渊"确能发挥积极填充与适度调节作用;但与依托两个世界格局、富于敬畏的存在主义相比,以一个世界为旨归的"情本体"容易在文学上流于静观的趣味主义与士大夫自恋气。在扬弃中探求融合,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真正关怀人的生存境遇、逐渐实现世界性品格的合理取径。     

理性倾向与感性体验——茅盾与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书写比较

茅盾与穆时英是同时以小说的形式书写三十年代初期大上海的作家，相比较而言，茅盾在《子夜》中采用史诗般宏大而严谨的艺术结构展示都市的全貌，是他理性化倾向的气质表现；而穆时英则在用极其细腻的感觉体验繁华都市的喧嚣与不宁，品味都市漩流中的洋场意味。     

儒家道德哲学的情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人作为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的生命存在,二者的失衡将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生命困境和道德困境。对于当今时代而言,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经导致人类处于“神圣遭劫”、物欲横飞的道德哲学困境中。从人的本性来看,儒家以情为主、情理统一的情理精神为我们超越现代道德哲学困境能够提供有益的价值启示：通过以“情”论“性”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系统,以道德之“情”构筑意义世界,以伦理之“隋”重塑人的“伦理整体性”。     

文学作品:一个具有"情"与"理"的统一体

学作品，既是对人类情感的全方位揭示，又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情与理共同构筑学作品从感性到理性的统一体。学作品要么重情，要么重理，要么情理并重，但它都处于由情与理所构成的正常区域之内。非正常的学作品都因为对情或理的拒绝，而游离于情与理所构成的区域之外。     

公文修辞的理性、情感和美感蕴涵

关于修辞的论述向来无一定的范围。本文主要依据谭永祥的“修辞说”，从公文的内容和形式上看其理性、情感和美感蕴涵，从而揭示公文语言的修辞特点。     

理性与情感: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伦理思想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作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二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预示着中西伦理思想后来发展的不同路向。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至善追求的核心概念,理性不但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追求至善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的检验标准,并将至善本身看成理性的自我展开,而情感作为低级的情欲被排除在至善追求之外。孟子以人类天生的爱亲敬长的道德情感为核心,展开了一个情感伦理系统,使道德的培养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