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所见典客考论

通过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可以发现,以往对典客等汉代职官的认识仍存在一定误区。典客一称在汉代仅存于景帝中六年之前,主要负责接待诸侯王和归义蛮夷,而后来大鸿胪所掌宾礼在汉初则主要由大行负责。景帝中六年,大行更名为行人,成为新更名的大行令的属官,两者的职能才趋于统一。武帝太初元年,将大行令更名为大鸿胪,其职掌因袭未变。而武帝将行人更名为大行令的举措也并非始创,只是将景帝中六年前的旧名恢复而已。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职官杂考

出土资料中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职官,如均平官,有均长、均监、平丞、酒平;太守府属吏,有助府佐、用算佐、小府啬夫;地方县官,出土资料所见更多,有狱丞、官啬夫、官有秩、录事书佐等;里吏,有里唯、里治中、唯长史.这些内容可补传世文献资料记载的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周礼》职官与官府辨析

官府与职官在《周礼》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官府指王朝直属官僚机构,由办公处所、官长、官员和辅助人员组成。职官是官僚机构中包括官长在内有专职的官员。判断是否为官府的主要依据是六官《序官》。《序官》中带有府、史、胥、徒之一的就是官府。正文中有列职的是职官,职官数远超三百六十个。《周礼》天地四时六系统中,每个系统有官府六十上下,六系统有官府三百六十左右。“冬官不亡说”混淆了官府与职官的关系。     

贾公彦《周礼疏》所见唐制考

贾公彦广泛征引唐制疏释《周礼》之经注,范围涉及赋役、科举、刑狱、市政,吏制、宫室、天文等诸方面。赋役方面,周、汉两代每季度上报一次＂四时薄＂,唐时变为每年一次。周时每三年一次大比,主要是对户口及财物进行统计;汉时每年一次,主要统计户口之数;唐代造籍,又改回周制的每三年一次。不仅统计户口、财物,地宅也在造籍范围之内。刑狱方面,对于过失杀、伤人之畜产,周时由调人协调解决;唐时则有成文法可依据。对于盗贼的惩罚,周时是没收盗贼家财;汉法与唐律规定更细致,有主之赃物要还归失主,官家之物或无主者没入官府。市政方面,唐代对物价的评估更严格,次数由汉代的每月一次变为每月三次。     

五一简所见“安民史”读札

本文通过对《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一）》中简54和简57文本的分析,结合传世文献相近职官的进行比较,认为秦汉史籍所不载的“安民史”当属基层职官制度中的“百石属”小吏,其职能为民事调解、安抚流民等,是民族混融地区为缓和矛盾和便于统治因地制宜设置的职官。     

《周礼》“大史”职掌记事考

从周代的历史故实对现实生活所产生的约束功能和规范作用来看 ,周代史官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由此而言 ,《周礼》所言大史首职———建典、法、则不仅可以理解 ,而且其记周代史官职责不言记事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包山楚简所见里中职官研究

从包山楚简可知,楚国的基层组织里中设置有四种职官:里公、加公、士尹、亚大夫。里公是常设的核心职官。加公负责刑名事务,职位比里公更高。里中官吏的职能,可根据传世文献做出推测。他们处于楚国职官系统的最底层,常常受到县级官员的差遣,很少直接与中央官署接触。     

赵国郡县职官考

结合传世文献与古文字材料来看,赵国郡级职官的记载相对缺乏,目前仅能搜集到郡守、强弩后将、司寇三职。赵国县级职官的设置较为复杂,现可推定有令、尉、司寇、司工、司成、工师、冶尹、宗正八职。赵国郡、县职官系统的不均衡特征可能是由郡与县在主要功能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赵国县级职官系统的复杂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代官僚制度的进步。     

敦煌遗书所见“素像”考

敦煌文书中曾多次出现"素像",对"素像"的考释极为鲜见。本文对敦煌文书中几处"素像"的分析认为:"素像"应该有两种指代:其一指我们常说的"塑像",其二指绘于生帛或白纸之上的素描形象。在区分其指代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素"字的具体含意和词性为其主要依据。     

春秋贵族“出奔”所见之周人国家观念

在春秋贵族出奔这一事物中,周礼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贵族出奔中的周礼正是周代国家结构、国家形态的反映.这其中隐含周人的国家观念.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并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西周宗法分封所建立起来的与天下相对应的宗盟政权的二级政府.而宗盟政权则是周初周人在宗教观念、政权建设、文化建设上革故鼎新,进行一体化创新的结果.周人并无狭隘的国家观念.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关津职官体系

从出土资料内容可知,汉代关津职官系统一般有关令、关长、关丞、关都尉、关候、关尉丞、关候丞、关啬夫、关门啬夫、津啬夫、关佐、关执奸等职官,层级体系即为令、长、尉、丞、候、尉丞、候丞、啬夫、佐、执奸。从关令、关长、关都尉的具体设置来看,他们因关口险要和历史情况的不同,都曾为关口的一级主管长官。这些内容都可补文献之阙。     

宋初状元初始职任考

宋代太祖朝目前所知的8位状元大部分开始只授将仕郎,试校书郎,到州府任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等,只是"初等职官",乃至"令录""簿尉",他们必须历练6年,经过两次升迁才能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太宗朝的8位状元大部分起步都授以将作监丞或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宋初经过太祖朝十几年的短暂过度之后,状元的初始职任自太宗朝始迅速上了一个台阶:由不被重视的初等职官乃至簿尉一跃而成级别不高而地方官不敢怠慢的朝廷特使。状元与帝王之间的距离大为拉近了。     

赵国官制考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初步形成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王是最高统治者,国王以下建立了以相国和将军为文武百官之长的封建官僚制度。在相国之下有处理政务的司寇、御史、内史、郎中、行人、田部吏等官吏;在大将军之下有统领军务的将军、国尉、都尉、裨将、军中侯等军官;与将相平行的还有教导国王或大子的师、傅、博闻师、司过、左师等官。此外还有为国君服务的官吏,有宦者令等。纵横交错,统取决于君主,构成了君主专制的官僚体系。     

敦煌文献之所见“悉罗”考

论文结合传世文献梳理了敦煌文献中"悉罗"的诸种异名,并结合出土实物考证了悉罗的命名缘由、材质、功用等。     

“免费的”餐食：对明代国子监监生饮食生活的考察

国子监作为为国育才的重要场所,受到了明代统治者的格外关注,在保障监生基本生活的同时,也细化了国子监学规,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管理。明代对于监生们在学期间餐食的品种、数量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引起了监生们的不满。特别在后期,这些规章制度更是流于形式。仔细分析有关监生餐食的记载,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明代国子监的培养目标及监生们实际学习生活状况。     

汉代司徒职官论考

研究者向来把汉代的司徒视为丞相,不同的仅是名称而已,这种偏见严重影响了汉代司徒职官研究的深入。由丞相到大司徒,其间的职权有着重大变化,致使二者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传世文献资料中关于＂司徒樊陵＂的记载是有误的。司徒的职权有辟举权、荐举权、谏议权、参加和主持＂公卿议＂之权等,范围很广。司徒的属官有司直、长史、中士等,其中＂中士＂为传世文献资料所遗。     

赵国官制考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初步形成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王是最高统治,国王以下建立了以相国和将军为武百官之长的封建官僚制度。在相国之下有处理政务的司寇、御史、内史、郎中、行人、田部吏等官吏;在大将军之下有统领军务的将军、国尉、都尉、裨将、军中侯等军官;与将相平行的还有教导国王或太子的师、傅、博闻师、司过、左师等官。此外还有为国君服务的官吏、有宦令等。纵横交错,统取决于君主,构成了君主制的官僚体系。     

汉代“门下”职官述论

汉代的"门下"主要指门庭之下、食客和冠以官名用于特指主官自辟的低级掾属。掾、督、督盗贼、功曹、祭酒、书佐、孝子、偱行、议生、游徼、贼曹、史和五吏都是汉代的"门下"官。"门下"官上承先秦,至汉代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来说,其过程是地位逐渐升高,期间虽一度沉寂,但最终至东汉末年与主官的亲密关系达到了顶峰。     

垣曲北白鹅墓地与周代的“西燕”

山西省考古所在垣曲北白鹅村发掘了一批春秋早期墓地,墓地出土大量匽氏铜器。有铭铜器主要出自M3、M5、M6三座墓。铭文显示匽氏曾任周之太保,匽氏曾与虢季子白之女通婚。北白鹅匽氏出自嬴姓京氏小宗的膳夫克家族,使用华字族徽,葬俗上多腰坑殉狗。膳夫克家族在两周之际东迁至北白鹅一带,因地命氏称匽氏。南燕国与北白鹅墓地所属族群之间并无实际联系,二者同时存在于春秋初年,为示区别,可将北白鹅之匽称为“西燕”。     

金文所见西周中央政府的运作机制探究

古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数千年官僚政治的帝国,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产生了一种官僚文化,即通过建造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国家进行统治。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挖掘,专家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将这个很早的历史时期定断于西周。西周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源头,随着考古工作者的不断挖掘,越来越多的出土金文使得人们对西周政府运作机制的探究突破了以往所依赖的《周礼》,这些金文资料被解读也使得西周中央政府的政治结构日渐清晰,西周中央政府的运作机制逐渐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