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论司马迁的人才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人才学思想是丰富的。他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论中,不断阐发他对人才使用的观点。文章以大量篇幅考察了司马迁所记载的因人成事和因人失事的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司马迁的人才观。     

从《史记》文本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两种生死观,一种是“士可杀不可辱”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追求个人道德、个人气节的冰清玉洁以及民族尊严和国家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生死观以屈原为代表。另一种是“忍辱以求生”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为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有时不得不使自己在精神尊严等方面忍受让人难堪的耻辱,这种生死观以司马迁为代表。司马迁含冤忍垢写作《史记》,正是对其生死观的躬亲实践。司马迁是伟大的,他的人生遭际是令人同情的,他的生死观所包含的真理内容是令人深思的。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理想人格

在文学史上,有评论家称：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作《太史公书》,继周公、孔子之后,第三次对中华文明进行整合,提出“法天则地”。在欧洲古希腊的普鲁塔克被尊为“世界传记之王”,但司马迂的《吏记》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格才铸就了如此伟大的作品？本文谈谈个人看法。     

从司马迁《史记》看新闻记者的素养

“遥往事。思来者”。古今以史为鉴。从史学角度着眼。联系新闻记者的职业实践。对司马迁著述《史记》，对照分析．从知识构建、职业道德、报道思想及写作文风四个方面探析了史家和新闻记者在职业素养上存在的共同点及其相互联系。     

从《史记》看秦地域文化内涵

秦作为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籍,《史记》中的很多篇章都有关于秦历史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秦族由弱到强发展的线索。研究秦地和秦人文化,探讨秦地域文化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秦人的民族心理和成长历程。秦地域文化特点包括：尚武好战的民族性格,出于自然的人情人性,重利轻礼的功利性倾向和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     

从《廉颇蔺相如列传》看司马迁的人才观

文章从蔺相如的升迁发迹史,揭示蕴含在他本人言行中的司马迁的人才观。即,时势造英雄,危机出人才。缪贤和赵王是伯乐,而主要还在于蔺相如本身的智勇和爱国表现。文章还对廉颇的人才观进行了否定。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礼学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礼学思想展现出它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一面，本文拟从礼之源、作用、礼治理论等方面对礼学思想进行分析。     

由《史记》看司马迁的人生追求

:在《史记》中 ,司马迁不仅昭显出了整体观念上的“人”的历史观点 ,而且还凸现了主人公殉道与超越的精神内驱力。他用《史记》理解了一个时代 ,表现了一个时代 ,寄托着自己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做到了以史明义和以史寓志     

从《史记》引逸诗看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观

司马迁《史记》中引用了四首逸诗,这反映出司马迁极力为自己所提出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使于礼仪＂的＂孔子删诗＂说寻找理论依据;这与其撰写《史记》时所具有的＂成一家之言＂创新精神是相一致的。     

从《史记·屈原列传》看司马迁的文学批评观

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对屈原其人其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诠释。而他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批评方法是受到了《史记》纪传体体例和个人遭遇的影响。但这种诠释模式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在探讨作家的创作动机时,易将某个观点过度扩张,延展到对其内容的诠释。此外,司马迁在批评屈原的作品时常以政治议题为核心,这种批评观的形成应是受到了汉代楚辞学兴盛与讽谕教化观念流行的影响。     

论司马迁的隐士观

司马迁<史记>中对隐士的描写融合了"立德""立功""立言"3个方面,他对隐士"立德"的描写,奠定了我国隐选文化的基调;而对隐士"立功""立言"的着力表现则反映了对隐士群体的独特理解.他写隐士不独是为隐士作传,更倾注着自己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思.     

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廷。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闻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价值。     

论司马迁的秦史建构与“借秦讽汉”

从《史记·秦本纪》之秦何以立,到《史记·秦始皇本纪》等关联叙事,可以察见司马迁以秦孝公"商鞅变法"为秦从僻处戎狄到居中原雄主的转折,也是秦始皇能因六世庇荫、一统天下的关键。秦的致霸,赖之法;秦的崩解,亦缘于法。亦即肯定法的治效,反对法的苛察,大抵为"法"的双面刃特质。借由对秦缪公事迹的详述、与由余论治的对话,反讽徒赖法家治国的秦、与承接秦制的汉。由此考察出司马迁建构秦史的意图及寓托。     

《史记》旨趣新说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旨趣是为了探讨王朝政权、家族、个人兴衰成败的终极原因,使自己的文章流传于后世,实现立身的价值。从《史记》的具体内容看,司马迁对本朝帝王（尤其是汉武帝）以褒颂为主,而不是贬损当世、贬斥孝武。褒扬历史中的英雄是古典时代中西经典史家的共同追求。     

司马迁家世新考——以汉初爵位制度为视角进行考察

历来对司马迁的研究,多集中在司马迁本人,而很少谈及他的家世。本文通过汉代的爵位制度,对司马迁家世中某些时间点进行考察,可以推证出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出仕的具体时间,以及其祖父五大夫喜的卒年范围。同时亦可证明司马贞《索隐》所援《博物志》佚文的准确性,对司马迁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从《封禅书》管窥司马迁鬼神观之进步性

《史记·封禅书》可谓司马迁鬼神观念的集大成,在神鬼之事的记载中又展现出质疑与反思,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神仙方术的尽情揭底与讥嘲;崇神鬼与重人事互为表里;重仪式意义而轻神道目的。这种局限中不失进步的鬼神观直承了先秦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义,又与司马迁个人广博深邃的史学眼光和沟通天人的创作动机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