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是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既需要以自治为基,增强乡村治理活力,又需要以法治为本,保障乡村治理秩序,还需要以德治为魂,弘扬乡村治理正气.通过进一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主体相结合的治...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内涵探究与启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顺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堡垒,是解决新时期农村突出矛盾的关键步骤,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引擎。桐乡经验启示我们,要积极发挥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文化的调控作用,正确处理党组织、农民及农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从而逐步实现乡村善治。     

“三治结合”的皖北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自治、法治、德治和基础服务建设四个方面梳理了皖北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现状,得出结论,乡村治理成绩与问题并存。主要存在的问题：乡村基层人才匮乏,治理队伍有待加强建设;乡村法治意识较为淡薄,普法教育体系有待完善;乡村的成规旧习沿袭,德治建设任务艰巨。文章进一步借鉴了部分地区乡村基层治理的先进经验,结合皖北地区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四项优化对策：优化人才留用机制,夯实自治基础;强化宣传教育,推进法治权威的树立;“重塑”村规民约,营造德治氛围;重视智治建设,更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整合治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探索

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我党着眼于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能够更好更快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有哪些突出问题和矛盾?自治、法治、德治如何协调和搭配?这些都是关系我国乡村长远发展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整合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并以台州市乡村治理模式为案例,寻找释困的路径,探讨科学有效的治理路径。     

“三治合一”体系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对乡村振兴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本文认为目前乡村治理法治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卓有成效,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仍相对滞后。乡村治理主体未能及时填补社会变化导致的权力空缺,导致乡村治理法治化程度不足,只有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才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     

特色小镇"三治融合"中的文脉传承与发展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载体,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节点.其城乡融合的特点,使得自治是特色小镇的特质、法治是特色小镇的行动方向、德治是特色小镇的底色,三者融为一体."三治融合"的特色小镇治理,文化既是治理的重要保障,又是治理的主要对象,保护、传承、延续历史文脉是特色小镇治理肩负的重要任务.借助自治、法治、德治行动,确保特色小...     

争论中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与乡村治理的发展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领域正大力推广的治理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现实和学理上仍然存在许多争论,这体现在村民选举的"程序问题""一肩挑"人员的"权力问题"以及"一肩挑"人员的"职责问题"三个方面。纵观这些争论,不难发现背后映射的是乡村治理究竟是要以自治为导向还是以行政为导向推进其发展。其实,自治与行政并非二元对立、敌退我进的关系。推进乡村治理的发展应该打破这一思维,集中精力聚焦在使乡村治理得以在法治、德治与自治三者融合的背景下运行,而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或许提供了一种探索路径。     

“三治融合”背景下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能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本文梳理“三治融合”的相关概念,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角度分析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乡村治理中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进行多元治理、依法治村,创新治理路径。     

“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与构建路径

“三治融合”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三方面内涵：自治、法治、德治的目标融合推动人人有责的价值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过程融合推动人人尽责的行动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主体融合推动人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建设。“三治融合”中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促进任务分解与绩效评价,建设责任明确的价值共同体;推动流程再造与场景转换,建设协同有序的行为共同体;深化权力让渡与权利维护,建设向往美好的利益共同体。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社会矛盾调解机制的创新

党的十九大对乡村社会矛盾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在于夯实农村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我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际关系复杂化程度加深,使乡村社会矛盾呈现不断增长趋势。要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创新乡村社会矛盾调解机制,积极扩展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乡村矛盾调解过程中,增加农村社会矛盾调解成功率和有效性,实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社会稳定。     

党建引领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优化路径的研究——以石家庄市D镇为例

本文以石家庄市D镇为例,对其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方式进行梳理,并总结出目前治理中存在的党建引导效果欠佳、自治体系运转不畅、法治进程推动缓慢、德治建设面临挑战等问题。研究从制度、主体和治理环境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并查找原因,结合具体案例,总结出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旨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     

“四直为民”：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多样的系统工程。贵州省凤冈县通过联系服务群众创新提出“四直为民”,在强化自治德治法治“三治”方式过程中,突出以党委核心领导、多元治理主体、社会协同共治和增强社会活力等方面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深化和拓展基层服务型建设。但从议事主体、模式构建、信息技术和经济发展来看,还应从实践应用中不断反思并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体制共建共治共享的“三共”社会治理格局。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乡村治理实践中仍面临着主体作用弱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三治”未能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乡村治理“信息化”滞后的现实困境,要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基础上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运用各种措施提升多元主体的共治能力,实现自治、德治、法治的融合统一,提升“智治”水平,以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克服法治乡村建设中系统化体系化不足、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为了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云南省景东县构建了“六八四”治理模式,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的有益探索。该模式的生成机理是制度构建需要适应乡村结构性变化、基层治权下沉的客观现实,注重治理资源的资源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法治价值观的融合;该模式的制度架构是围绕法治队伍建设、改进法治宣传方式、构建“梯级”式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以嵌入“法治动力超市”为激励平台,实现了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机制与创新方向

对治理概念有多种理解和界定,但核心的议题是发展和秩序问题,对于乡村治理来说,乡村发展和秩序构建就是其两项要务.进入新时代,乡村治理在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发展方式以及秩序治理机制等方面皆已发生重要转型,实现了脱贫攻坚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任务.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主要是通过矛盾倒逼机制、制度变迁机制和技术促进机制实现的,推进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创新,需要把握合理的、正确的创新方向.在乡村发展方面,需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创新体制机制;在乡村秩序治理方面,需要朝着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大方向开展基层治理实践创新,不断改善和完善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涵、困境、路向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要想乡村治理更有效,需妥善处理好城市与乡村、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党的领导与自治德治法治的关系;需正确看待时下乡村治理遭遇的现实问题：党组织弱化,治理碎片化、形式化、行政化、向上集权化等,需突出党建引领、重视人才回流、强化农民主体意识,重塑乡村价值体系,完善基层监督体系;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全方位引领;促使小微权力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发挥内生性乡村治理作用,保障三治融合有序运行,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走好走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德法合治: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重塑

从世界范围而言,存在两种典型的国家治理路径:德治中心主义与法治中心主义.古代中国是德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近现代的西方是法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例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下,法治与德治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价值与目标方向上的内在一致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德性所在.法治中心主义、德治中心主义都不是完美的治理方式,德法合治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更为妥当的路径.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农村基层依法治理

农村基层依法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规范乡村"小微权力"运行的迫切需要。当前,农村基层依法治理存在着党组织和村委会关系不顺、普法宣传教育缺乏实效、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和依法治村能力尚待提升等系列问题。农村基层应坚持党的领导、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立足村民需求,更新宣传内容、创新宣传教育方法,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村务运行全过程,通过推进法律顾问制度、村"两委"配备法学专业人员和设立乡村巡回法庭等措施全面提升农村基层法治气质,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农村基层党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

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树立文明乡风、完善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体系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自身,以自身先进性引领乡村树立文明乡风,并将坚强的党组织与文明的乡风转化为促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的有效手段,形成内部自主进步、外部管理有效、内外共同发力的互动格局,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