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焦虑”:李劼人新旧《大波》的创作困境

李劼人新旧两个版本的《大波》在人物塑造、叙述策略以及地方文化表现方面都有着重大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新旧《大波》在艺术特点上各自的缺陷。个中根源在于,李劼人在新旧《大波》创作的背后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小说创作观误区,即在创作中把历史的现象总和看成了历史本身,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看待《大波》的艺术特点以及深入认识李劼人历史小说创作的内在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读小说《大波》后的三点看法

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大波》历来被定为历史小说,受到各个时代读者的好评。解放后作者将此巨作改写,对历史环境、人物形象重新进行梳理,使历史更真实,人物形象更丰满。对改写后的《大波》,评价不一,这里就三个方面探讨一下这部作品。     

学习新旧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一些收获

《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和 1978年版在内容上有变化。增改的内容主要有 :新增词条 ,增加书写形式 ,增加说法 ,增加义项 ,改变书写形式 ,改变解释。增改的主要原因是 :有些新增词条早已存在 ,有些词是新出现的 ,有些词出现了新用法 ,为了适应新规范要求 ,为了使释义更加准确。针对上述情况 ,语文教学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注意炼字用词 ,力求表达更加准确简明 ;使用规范化的语言文字 ;要随时注意语言的变化 ,不能盲目迷信词典     

论左拉的《实验小说论》

左拉的《实验小说论》围绕"实验"展开,主张小说家运用实验方法,以科学的方式对小说进行实验,通过类比的方式构建实验小说。"实验小说"实际上是"小说的实验",是对小说在创作观念、叙事方式、审美追求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更新。"实验小说"实现了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的融合,其核心理念在于寻求文学创作与客观现实之间新的契合点。《实验小说论》作为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但"实验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观念,为当时及以后的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然主义大师的浪漫主义情怀——浅谈左拉的《爱情一叶》

左拉是自然主义之父,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写作,对人物进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分析;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应该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必掺杂主观情感.大家都普遍认同在左拉身上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者兼而有之,但对左拉的浪漫主义情怀却很少深究.文章通过对左拉作品<爱情一叶>的分析,从内容、写作色彩和人物塑造三个方面来研究这位自然主义大师思想深处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分析其作品中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的有机结合.     

论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的戏剧书写

在1950年代两岸三地的学界中,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秉持中立客观的态度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众不同,独树一格。而其对新戏曲、新歌剧、历史剧等方面的叙述仍为当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撰述提供了借鉴意义。     

反传统的历史书写——李劼人《死水微澜》和莫言《红高粱家族》

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道德观有依附于正史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在近现代已经开始动摇,30年代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开创了以"风俗史"写历史的先河,为历史小说带来了新的风貌。而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突破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红色经典英雄史诗叙事,成为了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尽管书写于不同的年代,但都表现出了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历史观和道德观,并较好地完成了史性与诗性的融合。     

历史元叙事与精神家园建构——论《万寿寺》的历史叙事

元叙事把叙事本身作为叙事对象,用＂无限可能＂式的叙事结构代替中心式的叙事结构,通过对秩序、体系、结构、中心进行消解以产生审美愉悦,导致人的自由意志的建立和解放。在《万寿寺》中,王小波运用后现代元叙事手法从一个奇异的角度解构现实社会的秩序和体系,消解其貌似神圣的荒谬性,建构一个纯粹人性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的建立是一个祛魅过程,不但消除了异化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还揭示了诗意栖居的可能,彰显了人性的美好和尊严。     

试论郭沫若、老舍、田汉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

本文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对郭沫若、老舍、田汉三作家五十年代的历史剧创作进行比较，指出，由于生活经历、知识结构、艺术修养等等不同，三作家在坚持历史剧创作的“两个真实”原则、人物形象塑造和作品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他们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不同的范例。     

论巴金、马宗融、毕修勺与左拉《萌芽》的关系

对巴金、马宗融和毕修勺3人或创作《萌芽》或翻译《萌芽》的过程及受左拉的影响进行梳理。指出法国作家左拉创作的长篇小说《萌芽》从20世纪20、30年代起多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巴金于1933年创作了中篇小说《萌芽》,巴金好友马宗融在1935—1945年翻译了左拉《萌芽》,之后翻译家毕修勺在20世纪50年代也翻译了左拉的该书。3人彼此相识,又都有留法经历,"对左拉的作品的喜爱"这根纽带促使他们通过创作或翻译的文艺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关于历史书写的隐喻——论《女勇士》的历史叙事

《女勇士》通过对历史的大胆改写和杜撰,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揭示历史实为叙事。历史叙事为个人提供了定位和参照,并参与到个体的主体身份构建中。通过书写华裔美国人的历史,汤亭亭打破了美国历史对华人沉默和忽视的不公,突出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性。     

历史·人物·细节——论金科《乡贤》的历史叙事

<乡贤>的历史叙事既疏离意识形态权力元话语叙事模式,又不同于对历史任意"重写",它的策略是:借助于历史"细节"的挖掘,在被忽略或省略的空白处建立自己的叙事,进而探寻人与历史的纠葛和暧昧关系,重塑人与历史的多副面孔.这个策略选择,一方面使文本充盈了历史现场感,让人们触摸到毛茸茸的历史,走进曾被另一种叙述尘封和遮蔽的幽暗而迷人的历史隧道;另一方面使文本中人物活现出独特的历史性格和文学魅力,使我们今天与历史进行深度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或者说,它提供给我们今天与历史进行深度对话和交流的一个策略.     

直面历史的苦难叙事与反思--姚维荣《沧桑岁月》论析

《沧桑岁月》是《姚维荣文集》中分量最重的一部,也是作者心血凝成的精华之果。全书内容主要包括“艰辛岁月的苦难叙事、苦涩婚恋的沉重书写、血泪历史的无畏反思”三个方面,展示了作者直面历史、深刻反思的勇气,具有珍贵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美丽的幻灭——论《五一节》的自然主义倾向

一直以来,国内评论界都很关注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创作,而对他的众多短篇小说却很少涉及。在《五一节》中,通过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菲茨杰拉德把一群纵情享乐的男女置于纽约都市的喧闹中,突出地表现了生活的无序、社会的混乱,以及人在环境支配下的绝望与无助。作为菲茨杰拉德早期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自然主义充分地展现了“爵士时代”背后梦想和希望的幻灭。     

历史兴亡中的人事沧桑——析白先勇的《台北人》

《台北人》系列是白先勇在美国怀着一种迫切的心态完成的，因为他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时亲口说：“我想《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置身于异域的他远离了熟悉而亲切的故国家园，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异质化氛围里，经受着两种化的冲击和碰撞，自身面临着身份认同和化认同的危机。身处熟悉的环境时浑然不觉，一旦远离了这一切时，他才深知他其实是在远离一种化，远离一段历史及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在写作时他是非常清醒的，因为在《台北人》的扉页上题着“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他是在追悼一个时代，因为一段历史即将逝去，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时光的脚步太匆匆，当他遥想当年，想要伸手抓住点什么时，却发现一切都像手中的沙，终将逝去，这是不可挽回的消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只能用字为我们记录或说复制一段历史、一些人事沧桑，其实也是为他自己保留一份关于民国和父辈的记忆。在他笔下的今昔对比中，在时空流转中，一段段历史，一个个人物又鲜活起来了。他这种写作“‘是一种灵魂的活动’，是意味着自己的灵魂回到了故乡，也是对自己精神家园的寻找。他们自感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当今生存的地方，但他们也已不是故乡的人。”白先勇也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他的历史叙事后面，实际上是他在进行化还乡与精神还乡。     

论《白鹿原》的现代革命历史叙事策略

《白鹿原》能够得到诸多评论家的高度赞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作品在叙述现代革命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作者将现代革命的历史画卷以隐性文本的形式隐藏在家族叙事的基点和框架之下,在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同时,建构了一种生活化、个人化的革命历史话语,以平视的姿态走进历史人物的生命现场,塑造出革命浪潮涤荡下的鲜活人生和人性,从而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建构了新的现代革命历史。     

论《左传》家族层面的叙事写人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对历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左传》又被称为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奠基之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综观《左传》全书，描绘家族人物群像成为作者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的主要载作。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左传》描绘的家族层面加以论析．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纵向描述，展示各家族的演变过程；2．从伦理道德角度进行横向审视，写出善恶不同的家族；3．从建功立业方面描写不同类型的家族；4．从内在气质上写出家族的不同特征。     

论历史辩证法中的生态意涵——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考察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始终贯穿在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建构当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辩证法是“人类史”和“自然史”内在统一的辩证法,它以生态中的“人”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以唯物主义为根本原则,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维度中,搭建了历时性、空间性、结构性的三重发展向度,最终指向对整个生态世界的解放期待。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法推向成为“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辩证法,在生态的向度下,呈现出了“大历史”的叙述形态。     

论司马迁《史记》叙事中的照应——以《史记.项羽本纪》重要叙事写人照应关系为例

司马迁叙事照应方法缘于其继承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典籍的内容和叙事方法。他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运用人物对话的照应叙写重大事件,将人物对话照应与叙事相结合,三组人物对话照应形成了刘邦韬光养晦的策略,环环相扣的许诺人物对话照应导致了项羽“击破沛公军”失败;他运用类似事件的前后照应,塑造人物形象,如项羽、项伯、项梁等,从而使整个叙事文字前后衔接,故事完整,天衣无缝,并增强了人物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