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江河治理：科学发展、人水和谐

实践不停,思考不止。对治水思路的探索和实践,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步伐不断深化。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淮河、海河、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特点,中央分别确定了“蓄泄兼筹”、“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和“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拦、排、放、调、挖”等治水方针。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以科学的治水方针为指导,水利人开始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治水实践。     

以治理文化建设推动大学高质量发展：治理创新与路径探索

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语境下,大学治理的关键在于建构基于自身发展定位的治理文化,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大学治理文化建设要以服务于大学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治理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大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于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加强文化建设,使大学发展回归文化本原;以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基础,推动学校机构的效能优化;形成“三位一体”的治理机制和发展机制,构建大学治理文化建设的协同效应;打造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大学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精神。     

走向多元善治：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应然样态——基于治理单元“权力”的视角

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以“一流化”为战略导向的中国大学亟待发掘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的核心地位,尤其是理性审视作为治理单元的权力配置问题。目前,中国大学的内部治理权力呈现出结构失衡化、边界模糊化、参与边缘化的特征。从国际层面来看,英美大学的内部治理权力功能的现实实践集中凸显了“多元治理”民主化特征和“权力制衡”分权化特征。“走向多元善治”将是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权力优化的应有之义,科学的权力配置、不同权力的多元共治、明晰的权力边界、避免治理的脱序化乃是现代化大学内部治理的必由之路。     

宝鸡峡灌区王家崖水库排砂减淤方案初探

对王家崖水库泥砂淤积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该水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在最初设计中没有足够重视防淤排砂,没有修建有足够排量的排砂洞,使得一些水力排砂新技术得不到实施,水库长期蓄洪排清。提出了“防治并举,综合治理,立足目前,设想长远”的治理思路,得出了用降低蓄库水砂限,开展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方法减少泥砂入库。修建排砂洞,彻底排除水库运行41年淤积的泥砂,是实现水库“蓄清排浑、水砂同时调节、冲淤平衡”的水库良性运行方式。     

以学生为核心的学校治理策略探究

学校教育的服务对象是学生,学校发展的主体也是学生,以学生为核心的治理策略探究,需把学生作为主要对象,从学生的角度去参与、去体验和思考问题,并根据他们不同的意愿、不同的需求去探寻治理策略。在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其人格和个性,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建证新的治理组织和治理制度,最终形成以促进学生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新型学校治理体系。     

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十四五”时期,“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遵循“民本思想承载、教育功能延续、乡村生态发展”的历史逻辑、“国家治理、教育功能论、共生教育”的理论逻辑、“国家元治理引领下教育全方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路径体现为基于“三农”的人的发展教育、新农人产业教育、组织治理教育以及聚焦乡村振兴主题的教育自我治理。思考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教育—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逻辑与实践路径,有助于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内生发展。     

“双减”工作推进的局部“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

整体性治理理念为当前我国“双减”推进中治理理念、主体、制度等方面的局部“碎片化”困境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分析视角。为突破当前“双减”局部“碎片化”困境,应将整体性治理理念作为核心,注重治理理念共同体培育、治理主体协同性强化、治理制度系统化健全。     

社区治理创新研究何以体现理论自觉

话语体系建构可作为理解学术研究理论自觉的观察视角。社区治理创新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对核心关键词所代表的碎片化话语的整合和型构。解读社区治理创新研究的话语建构,需着眼于核心关键词背后的实践与理论内涵。以CSSCI论文为文本,运用SATI和UCINET软件分析工具的共词分析发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领域已形成两种话语体系,即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话语和以逻辑解析为导向的理论话语。前者基于对社区治理创新政策设计和实践探索的经验描述,表现为以“党建引领”为代表的政党话语、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代表的共同体话语、以“社区协商”为代表的民主话语、以“智慧社区”为代表的技术话语等话语类型;后者基于对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现象的抽象性反思和深层次探讨,表现为“党建统合”“去行政化”“再组织化”等话语形式。理论话语建构体现了研究者不断实现理论自觉的努力。持续推进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必须继续着眼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鲜活实践,保持对既有理论范式的质疑和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性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

社会治理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能够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治理功能,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的客观现实状况,从策略上做好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着力深入实施“主体协同”策略、“过程调控”策略、“认同强化”策略、“文化渗透”策略、“制度嵌入”策略和“生活涵育”策略,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更好推动社会发展和更快促进社会进步。     

对大学治理的再认识

大学治理是“治理”在大学这一特殊领域内管理方式的体现。大学治理有其特殊的本质含义,它的实现必须以民主社会为前提,以公民精神为基础,以绩效为导向,以大学的理念为核心。我国目前在实现大学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相关的制约因素,表现为我国大学的民主管理体制尚未形成、大学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精神、正确的大学绩效观尚未形成、正确的大学理念尚未得到真正的确立。     

关于完善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探讨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经营都有重要意义,应确立“善治”的治理理念,树立以企业核心竞争力最大化为标志的治理目标,使国有控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更加科学合理,同时,应明确其各层次结构在经营中的责、权、利关系,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

加快推动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是实现国家治理手段和目标的统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治理文明的五层内涵(文化文明、价值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器物文明)相对应,文明治理必须以治理文明为目标、以价值文明为引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以行为文明为基础、以器物文明为载体。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的基本特征可统一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核心价值,是对这些价值的具体体现和真正落实。要实现文明治理,必须实现全内涵(从文化文明到器物文明)、全领域(从经济到外事)、全层次(从个体到全球)、全主体(从国家到个人)、全世代(所有世代)的文明治理,也就是"五全"文明治理。同时,要实现文明治理,还必须实现物质治理和文化治理、制度治理和价值治理、行为治理和心灵治理、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硬治理和软治理、法制治理和民主治理、科技治理和人文治理、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大治理和小治理、境界治理和精美治理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我国国家治理才能最终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文明,并最终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扫黑除恶的当代价值

扫黑除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治理的“体系化”与“现代化”上。厘清“扫黑除恶”与“四个伟大”“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关系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和理论要求。     

如何让法治成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

在中国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提升依法治校水平,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从方式方法到能力本领,必须有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推进学校法治建设,让法治成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亟须回答这一命题中“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问题。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是指统领学校治理全局的主导性理念及贯穿学校治理全过程的根本性方式。法治成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是实现善治的必然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既有法治本身的理念价值、规则价值、程序价值和文化价值,又有在学校治理中彰显法治理念、依循法律规则、凸显程序正义、弘扬法治文化的实践价值。新时代,应当坚持以法治价值为引领、更新学校治理基本理念,坚持以法律规范为统领、构建学校治理规则体系,坚持以程序正义为核心、强化学校治理程序规范,坚持以法治文化为基础、形成学校治理文化环境。     

媒介化治理：概念辨析、价值重塑与前景展望

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高度交织的政治媒介化,使得“以传播为中心”的媒介逻辑正上升为建构社会现实的存在,孕育着新的治理体系。媒介化治理不同于媒介治理、信息治理、舆论治理和技术治理,而是蕴含了独特的价值和实践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再造和范式变迁。媒介化治理的价值内涵表现为媒介理念与治理观念共通的媒介化、治理工具与治理场景互嵌的媒介化、治理结构与治理效能共融的媒介化,从而在价值转向上体现出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媒介化治理强调“治”与“理”融合,植根于中国治理情境,通过发掘以“非对称治理结构”为前提、网络问政参政的“新群众路线”为价值取向、智能化技术运用为手段的媒介化治理本土资源,构建我国新型现代化治理体系,丰富治理理论的想象力。     

乡村教育精准治理的内涵阐释、作用逻辑及实现策略

乡村教育精准治理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受国家治理逻辑历史演变的影响,乡村教育治理的地位获得从“边缘冷落”到“中心认同”的凸显;乡村教育治理的思路迎来从“无的放矢”到“循证下药”的转变。通过将数字下乡作为技术支撑、靶向识别作为核心枢轴、在地链接作为价值承诺,阐释乡村教育精准治理的完整内涵。在此基础上,乡村教育精准治理的作用逻辑表现为弥合城市主义的治理理念与乡村教育自身需求的断层;避免行政发包的治理机制对乡村教育实际状况的悬浮;疏浚量化考核的治理方式与乡村教育伦理基础的脱嵌。为此,实现乡村教育精准治理的有效策略在于,精准厘定治理理念,探索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精准盘活治理机制,夯实乡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整体建设;精准把握治理方式,寻求形式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融合。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半封闭、再到全面开放的深刻变革。为应对现实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同时,高度关注全球治理新形势、新内容,增强全球向度;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应坚持“守正”基础上的不断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进程;再次,加快构建政党治理为核心、政府治理为关键、其他类型治理为重要补充的立体治理格局。最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以法治夯实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保障变革进程稳定、有序,切实提升和扩大国家治理意识形态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质的飞跃。     

技术治理视角下的一流学科建设：实践反思与制度重构

转型社会中技术治理模式渗透至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制度构建及其运行机制,使一流学科建设带有显著的政府驱动特性。其核心制度逻辑是以行政动员、项目制及二者相互渗透为核心向路,形成以行政权力为轴心,以频繁性政策指令为驱动,以层级化项目为依托,以问责评估为合法性依据的一元化技术治理体系。一流学科建设的技术化治理实践存在着固有困境,即非对称性评价及“制度化”与“去制度化”的内在张力。必须以变革大学制度为基点,通过转变政府支配地位、建立对等性问责体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以及转变文化—认知基础为行动策略,实现一流学科建设制度的深层次变革。     

新时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价值基石与制度能力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综观30多年来城市基层治理观念、思维和工具的变迁,基于城市基层治理制度设计及其演化的重要维度,挖掘基层治理依循的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及其形成、发展的内生逻辑,以展现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改革、前行的驱动力、价值基础与制度选择。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以获得治理适应性能力为切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治理价值系统,凸显城市基层治理人民性、公共性等核心价值取向,建构独具特色的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形式。党的引领、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践发展中的理论逻辑。     

协同治理：高职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国高职教育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完善高职教育治理结构,优化高职院校治理,已成为实现高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以协同治理推进高职教育现代化是回应高职院校“双高计划”战略诉求,应对高职院校“扩招百万”现实挑战,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要求。当前,实现高职教育现代化面临协同治理理念转变滞后、协同治理主体明显失位、协同治理制度供给不足、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现实困境。因此,需构建出以树立协同治理理念为前提、以打造治理协同体为重心、以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为保障、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为关键的“四位一体”的建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