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回眸：高考制度的创立与新时代变革

经济建设、巩固新政权、院系调整从经济、政治、教育三个维度对新中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单独招考经联合招考而至统一招考,高校招生效率迅速提升且公平特质骤显。但是,招生效率与招生特色、国家需要与个人志愿、招生标准“红”与“专”三对矛盾随即引发了统一招考与单独招考的利弊优劣论争。经过1958年改革实践的两相对比,统一招考的不可替代性得到了充分检验。秉持兼顾效率与公平、科目组合有限多样、录取标准全面衡量、管理模式统分结合理念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获得存续合法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单独招考向统一招考的根本性变革锚定了中国高考制度的原点,新时代高考综合改革仍须坚守统一招考的制度边界。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缘起与特点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职院校与考生是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主要参与者。引导普通高中毕业生向高职教育合理分流、应对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的生源困境、回应考生群体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强烈愿望是高职院校进行单独招生改革试点的原因。相较于重点大学自主招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特点是终结性录取、以民办高职院校为招考主体、报考条件比较宽松。     

从单独招考到统一招考——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变革的启示

人们常常对二三十年代高校单独招生考试津津乐道:学生分别报考几所大学,被录取后自己决定上哪一所大学;一些名校曾破格录取在文史、英文学科特优的考生,如卢冀野入东南大学,钱钟书、吴晗入清华大学,臧克家入青岛大学。在民国中后期,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变迁,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发生较大变化,从单独招考逐渐向政府计划与统一招生考试过渡。探讨这一阶段高校招考制度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近代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演化规律,为当今高考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抗战时期大学统一招考制度的演进与特征

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形式灵活多样,以单独招考为主。单独招考因标准宽严不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在国立各院校积极推行统一招考。1941年,由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统一招考的改革被迫中止。三年的统一招考对抗战时期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民国时期的统一高考与单独招考利弊共存，但前者有更利于中学的教育教学：会考制度是架设在高校招生考试与中学教育间的一座桥梁，不过考试的方法要适当，主要是考试标准要体现课程标准，体现出时代的素质要求。如此，方可夯实高等教育的基础，更利于提高高校新生的质量。     

国家资格框架下的多元选择——新西兰高校考试招生的特征与启示

新西兰在国家资格框架下实行普通教育成就证书考试与大学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招考制度,形成考试与招生分离、学业评价方式多样、大学招生多元选择、社会化招考服务完善、入学标准动态调整等特点。其考试招生制度适应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人力资源开发和终身学习的需要,提高了教育对新西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贡献。借鉴其招考经验,我国应加强教育立法保障,调整考试评价的功能与方式,促进升学选择的多样化,加强中、高等教育衔接,提升高考评价的国际认可度。     

为什么要坚持统一高考

为什么要坚持统一高考□刘海峰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与毕业就业两个重要环节上，高教研究界以往偏重于研究“出口”而较少关注“入口”。近年来，伴随着招生体制的改革，人们像世界各国一样将注意力也放到高校招考方面的研究上来。不少论者提出改统一考试为各校单独招考，甚...     

高校招考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统一的高校招考体制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相关招考主体自主性缺失,基础教育异化为应试教育,高等教育失去了办学特色。为此,高考改革需要建立市场化的高校招考体制,将高考和高中教育、招生和考试分离开来,实现各招考主体的自主性。     

1952-2012:高考建制的花甲记忆

建国初期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经历了从单独招考——联合招考——统一招考的过渡。高考制度具有计划性和统一性两个特点,高考制度的建立是当时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52年的高考是今天高考制度的起始,它形成了高考制度的基本框架,开启了中国的高考时代,在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是我们不应忘却的一个重要创造。     

考试社会学研究的一部杰作——读杨学为研究员的《中国高考史述论》

考试作为测量人的知识与能力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与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对于大规模选拔性高等教育考试而言,其教育与社会影响尤为广泛而深远。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创立于清末,百余年间经历了从高校单独招考到国家统一考试、从推荐上大学到恢复"高考"等一系列曲折的演化过程,其间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某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高校招生考试演     

日本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及其对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借鉴

二战结束后,日本进行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其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几经调整和反复,最终形成了由大学入试中心举办的大学入试中心考试与各大学自主举办的个别学力检查并用的二次考试模式。这种统一与多元并重的招考模式较好地兼顾了招生公平性与大学招生自主权的关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中教育的多样化和学生个性的发展,对我国目前的高考制度改革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高考人数见拐点后的高职招生环境考察与预测

通过对我国适龄人口变化趋势的系统考察和2013～2019年全国高考人数的预测,以及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招生情况的具体分析,揭示了高职院校招生的隐含问题;并针对问题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高考人数见拐点后的高职招生应对策略:非学历教育是缓解高考生源危机最主要出路。     

高考改革的目标模式与推进策略

高校招生和人的发展的现实需要与现行高考"大一统"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是当前高考存在的最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高考改革的目标模式为建立统一的综合测试平台,按高校专业大类设定科目组合,统一测试与自主测试相结合选拔特殊人才,高职院校招生采用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加强艺术类、体育类专业测试,确立综合评价的原则,形成多元录取机制。此目标模式可以优化人才选拔功能,使高校拥有更多的招生自主权;提高高考与普通高中新课程的吻合度,对实施素质教育发挥良好的导向作用;提供高考的个性选择空间,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理顺共性考查与个性考查的关系,兼顾统一性与多样性。高考改革目标模式的推进策略为继续推进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试点,逐步扩大自主招生的范围和规模;把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作为大步推进高考改革的突破口;加强普通本科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研究和探索;逐步增加招生考试通道,推进"综合测试平台"建设;明确改革方向,形成高考改革的合力。     

基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中高职教育有机衔接研究

中高职衔接招生考试制度当前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对口升学招生指标少,中职学生求学深造的道路依然艰难;中高职衔接重形式轻内涵,片面强调升学率;考试内容存在不完善之处;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生源危机。促进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应当建立灵活开放的招生考试制度,主要措施是成立职业教育招考机构,加大统筹协调管理职能;普遍实施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放宽招生计划比例,实行免试制度和推荐入学制度;改革考试内容与形式;拓宽生源渠道,实现"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职业教育。     

中考联招制度的利弊及改革原则

中考联招制度作为初中毕业升高中的考试招生方式,其影响与日俱增。这种招生考试制度由于历时较短,实践经验与研究探索还比较有限,目前也逐渐暴露出了许多方面的局限性。综合考察中考联招制度的利弊得失,探寻对其改革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完善中考联招工作,使之符合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长远利益。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学校招生——兼谈厦门理工学院的招生工作

随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国际化,如何招收优质生源成为学校发展的关键.高校应把科学发展观引入招生工作,科学定位,科学编制招生计划,制定合理的招生政策,加大国际间合作交流,吸引优质生源,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品牌与特色之路.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考多元化改革思考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考多元化改革应坚持以省市为单位组织领导高考,实行分省自主命题;将高中会考与高考合并,实现取长补短;扩大高校权限,按专业进行分科组合录取;坚持“特才专招”原则,扩大自主招生范围;鼓励成立半官方性质的民间考试机构。参与高考招生等改革措施。     

试论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高考报名资格条件的放宽——以青海省为例

青海省在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实行宽松的高考报名资格条件政策,引起不同方面的强烈反响。青海省实施的高考报名资格条件政策与当前国家高考计划管理体制及青海省省情紧密相关。放宽高考报名资格条件,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体现了稳中求进与包容性发展,体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更加富于人性化,更加有利于社会稳定。要正确处理封堵高考移民与促进人口正常迁徙之间的关系,切实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度＂。建议国家招生制度改革要与高校招生计划制度改革同步进行,要留给省级一定的政策空间,改革中不放松对高考移民的封堵,逐步增加对迁入地弱势群体子女定向招生的比例,以此弥补由于政策放宽可能造成的损失。     

"优惠政策"与"预留政策"——民族公平视域下的中、印高等教育招生政策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民族优惠政策和印度高等教育招生预留政策,体现了两国政府在追求高等教育民族公平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本文分析了两者所基于的不同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论述和比较了它们的发展演变、主要特征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着重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民族优惠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促进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地区平衡,而印度高等教育招生预留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则是处理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