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多事”人

近二年来,我先后在地区以上新闻单位发表小言论100多篇,有些通讯员同志见了我说:“你的小言论写得不少,我们怎么没有那么多题目呢?”我的回答是:“欲写小言论,应做多事人。”怎样做多事人?我的体会是:做多事人要多找争,多管事,多问事,多记事,多想事。多找事。就是要我们迈开双脚,到生活实际中去寻找题目。一天早晨,我闲逛集贸市场,发现一个光着脊梁,耳朵上别着烟卷的中年汉子,沿着一个个青菜摊收什么“地皮费”。我很奇怪,就问耶些卖青菜的人,他们说:“谁管他?该收的收,不该收的也收,这集还怎幺赶?”可巧,我碰到工商     

短些、短些、再短些——浅谈‘短文’机制的建立

李瑞环同志在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强调:“新闻报道要增加信息量,就必须多写短新闻,使我们的新闻短些、短些、再短些,改变目前大块文章,长篇讲话过多,专版过多,会议报道过多的状况。”这话很有道理,指出了我国当前新闻报道中的通病。短,的确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了。那么,新闻为什么要短?怎样才能     

短而精——文约事丰 言简意深

(一) 《短些再短些》,胡乔木同志的这篇短文,发表至今已近半个世纪,新闻界的同志还在不断发出多写短文的呼吁。然而在新闻写作实践中,怎样做到短些再短些,任务依然艰巨,同志仍须努力。 我们提倡多写短文章,但又不要短而空。毛泽东同志说:“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他提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反对党八股》)“短些”,“精粹些”,也就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短而精。 新闻作品怎样做到短而精?古代优秀短篇传记文在写作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试谈寻求新闻的人情味

翻开我们的报纸,看一些文章,咂摸一下,觉得有这么几味儿:硬性说教多了些,少了那么一点循循善诱的劲儿,宣传味十足,少了点生活的趣味儿;要说情感,则多了些“大江东去”的豪迈,却少了几分“杨柳岸,晓风残月”绵长深切的细腻。归结起来,就是少了那么一点人情味。     

档案馆业务外包问题

longzhengyi:随着档案信息化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档案馆将一些业务,如档案整理、档案归档、档案数字化,甚至上架都委托给档案中介机构来做,即我们常说的档案外包。那么,档案馆不做或者很少做业务上的事情了,还做些什么呢?是否有必要将所有业务都外包?我认为档案馆将业务外包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档案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人力,单凭     

从读者中来到读者中去——浅谈如何把握《读者来信》的报道思想

广大读者是我们报纸服务的对象。如果把读者称为报纸的主人,那么,读者来信,不论是反映个人的或群众的呼声和建议,对工作、对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都是人民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此,认真对待和处理读者来信,办好《读者来信》专版,是报社编辑部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那么,怎样才能将《读者来信》办得让群众喜闻乐见呢?我们以为,必须牢牢把握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即以读者为主体,不仅来信是读者写的,     

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办报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同志《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在着重阐述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时谈到,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中央的喉舌,它同其他报纸有许多差别,但这些差别并不影响、也不应当影响它作为党的喉舌的根本性质。那么,中国青年报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教育青年同为青年服务的关系。我们报纸的任务历来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青年,用体现着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模范人物激励青年,同时,反映广大青年的愿望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概括地说,就是要教育青年,为青年服务。从这样的任务出发,我们曾把“跟中央紧些更紧些,离青年近些更近些”确定为自己的办报方针。我以为,这是符合报纸作为党的喉舌的根本性质的。因为,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党的新闻事业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就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既要使上情下达,又要使下情上达的作用,包含着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的作用,包含着在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既然我们对报纸任务的规定没有错,那么又为何有时不能很好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呢?     

“市州媒体圈”(256721241)

学生:我们要学些什么,将来才有用武之地?学校:我们要教些什么,社会和学生才满意?     

咀嚼中的时代折光——南国行一鳞半爪

在天津机场和天津日报记者小吴“会师”。我俩望望彼此的行囊,不约而同地问道:“你带了些什么?”当我们打开提包互相目测一番时,禁不住一齐哈哈大笑。原来,我和他都带了七八个方便面。其起因是受了相同的“深圳、广州物价高昂恐吓症”。想不到,这一批家乡食品竟成为我们旅途中的“鸡肋”,白白跟我们往返几千里。广州也好,深圳也     

刊林漫步

张明谈登稿的“诀窍”薪闻名篇《桌上的表》的作者张明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他登稿的“诀窍”. 问:“您后来登了那么多稿子,这里面有什么诀窍?”答:“要说诀窍,有,那就是练,坚持不懈地练。”问:“写作能力的提高主要靠写作实践,需要不需要读些写作知识的书籍、文章?”答:“当然需要,这样可以减少练笔过程中的盲目性,少走弯路。我们那个时候没这个条件。现     

王小波——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

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那就是,有不少读者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圣殿骑士,他们也没有什么关于圣杯的秘密盟誓,那么,这些人所感觉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们引为同道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使我陷入深思.     

在“转化”上舍得用笔墨

我们在报章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 某某公司长年亏损,产品质量滑坡,干群关系紧张,上级主管部门从外面一个先进单位调一个得力干部去改变这个公司面貌,一个月以后,该公司就摘掉了落后的帽子。 某某地区治安状况很差,老百姓晚上八点以后不敢出门,开展“严打”一个月以来,情况有了根本的好转。 在第一个例子中,从外单位调入的这个干部怎么单枪匹马仅仅一个月时间就改变了该公司的面貌?这个公司原先那么多干部和群众哪里去了?他们     

新闻媒体为构建和谐社会做些什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点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这是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需要共同实践、共同努力方能完成的任务。作为党和人民舆论工具的新闻媒体理所当然地在这项工作中担负着重要使命。那么，我们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的社会中应该做些什么呢?根据工作实践中的体会，我们认为有这样几点特别要加强和重视的工作。     

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谈谈经济报道的思路

经常有记者问我,经济报道应抓些什么。我呢?也常常给人家说那么几条。比如,治理整顿呀,深化改革呀,经济效益为中心呀,要么就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成就报道呀,等等。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这样回答问题,是形而上学的,表面的,因为没有抓住中国经济的本质。中国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目标是国家现代化,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经济的特色,也是经济报道总的思路。由这个思路出发,想我们的经济报道,路子就宽阔多了,轻重缓急,方方面面,就清楚多了。     

和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谈话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工作就是每天和听众谈话，但谈话节目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受众?或说我们究竟在和什么人谈话?谈了些什么?谈出了什么结果?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笔愿以工作中的思考与同仁交流。     

也请到这里来转转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国各条战线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令人信服的变化,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大量涌现。我们的记者去报道这些先进典型和经验,广大读者是欢迎的。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否还有后进地区呢,是否还有消极面呢?事实告诉我们:有。那么,我们的记者为什么不愿去、不敢去接触它呢? 我们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少记者还没有真正从林彪、“四人     

《顾随全集》的诗思

欲作诗,古人云:“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那么,骑驴觅诗,你可想了些什么?顾随先生乘洋车进城,见远山而诗兴大发之际,一瞥见“车夫的脊背上沁出汗来”,诗思却“小鸟般地飞去”了。从而想到小驴子苦矣,未免不太“驴道”,结曰:“于是我想到一个诗人,一定是想了些什么,同时还忘了些什     

出版部门的重要课题

在举国上下一片改革声中,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迎来了80年代的第8个春天。当人们撕下1987年最后一张日历,展开1988年第一张日历的时候,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做些什么?将通过怎样的劳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是的,1988年是我国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如果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我国历史变革中的一座丰碑,那么,1988年则     

地方台应立足“本土”找空间

不可否认,我们地方电视台现在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央视凭借大台优势,已有十多个专业频道;兄弟台也紧随其后;搬出专业频道大餐以飨观众。面对荧屏不见硝烟的战争,我们地方台可以作为的空间还有多大?在那么多的频道、频率的覆盖与竞争之下,还能不能有我们的一席之地?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地     

从《河殇》看传播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部《河殇》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河殇》表达的文化观、历史观,我不完全赞同。但是,无论如何自《河殇》播出后,有那么多的人激动,又有那么多的人愤懑:有那么多的人陷入沉思,又有那么多的人从梦中醒来。我想,这就是《河殇》最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一个容易激动、容易愤懑、容易让人去深思的时代了。我以为《河殇》的成功,在于它向人民宣传了一种危机意识,也在于找到了一种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给人民群众的全新形式。正如《河殇》顾问金观涛先生所言:“中华民族在现在这个时候,是如此地需要思想,正象干渴的黄土地需要甘雨一样”,人民需要思想,我们也不是没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