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和钱穆,都对史学理论尤其是专门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20-30年代和60年代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上世纪中前期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论述专门史的研究时,他们都借鉴和扬弃我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从部分与全部、特殊与一般,以及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专门史,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点的专门史观。而二者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表明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为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钱穆则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总之,梁启超突出传统的史体和史法的继承,钱穆侧重文化和哲学的追寻,这是他们的专门史观区别较大的地方。     

梁启超的史料观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以及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阐述了他的史料观以及对治史者的要求,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思想之辨异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学术界都享有盛誉，影响深远。学术界对两部学术史研究多着眼于梁、钱二人梳理三百年学术的理论基础即清代学术思想渊源与宋学的关系。本文试从另一角度即以二人的学术史著述思想来辨析两部学术史，以二人对学术界定的差异、采用的不同体例及学术视野来展开论述。     

浅析梁启超的治史思想——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例

梁启超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史学理论的代表作,介绍了梁启超关于史学理论的具体思想,包括史学意义及其范围、史之改造、史料观、史料论述等方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梁启超、李大钊、钱穆治史经验论略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为史学研究的专论,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论有很多共通之处,然治史之心得却各有侧重。梁启超认为治史"贵专精不贵杂博";李大钊则认为"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而钱穆则认为"治史所以明变"。"专精"、"贵通"、"明变"是他们分别总结的治史经验,对当今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史识修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弘扬民族文化,彰显民族精神——读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钱穆先生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历史着眼,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重振民族的信心。作者就读钱穆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感受抒发对于钱穆先生史学思想的理解。     

浅谈史学之改造——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史学理论的奠基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专著。书中详细记述了其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内容的概述,简要介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学的改造。     

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史学的过渡--读《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总结了中国古代历史贵族性的特点,点出了私人著史和官修史书的缺点,通过对古代史学的准确把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史＂的定位、史学范围的划分,以及对大的历史背景的注意。同时介绍了历史学的主干－－史料的研究方法,在这其中,体现了当时中西方思想碰撞下的中国史学过渡时期的探索和矛盾,渗透出梁启超的史学精神和民族情感。     

浅谈梁启超的史料观

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对史料的分类,史料的搜集与鉴别作了详尽的表述,这体现了梁启超全新的史料观,为当今治史者的研究提供了极高的借鉴价值,也对当今史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钱穆与中小学历史教育

近年来学界对钱穆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笔者在研究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发展时，注意到了一个以往我们没有发现的现象，那就是身为史学家的钱穆，对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值得认真汲取。     

法治的中国论说——从梁启超的救时启蒙到钱穆的立国新诠

梁启超早期法治研究立足救时主义和国家主义,关注时代变革与西学接引。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和学术转型之后,梁启超对于法治的解读发生了实质变化:一方面批判国家主义;另一方面关注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法治之间的差别,对于中国政治传统与国民共业有了反思性转向。钱穆接续推进了梁启超的法治研究,早年的思考多以论辩形式发表:一方面应对当时政论;另一方面侧重对中国传统政治本来面目的揭示。及至晚年,钱穆更多从中国人的道德心性和文化大传统去理解礼法关系。     

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术作彰显了梁启超在20年代以后史学观及史学方法论的几度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起因于梁氏所面临的史学价值论与方法论之间诸种矛盾的难以调和，它体现了处身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期的一代学难以避免的困惑。而梁氏的“多变”正见出其探索真理的真诚。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文科的发展

梁启超给南开文科历史班所上的第一门讲演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南开及其文科有深远的意义。     

钱穆的历史本体论评析

钱穆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及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英雄史观.本文对其英雄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了评析.     

梁启超“史之改造”初探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贡献最大的是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其史学思想集中表述,对历史学界、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巨。他批判"旧史学",首倡"新史学",他提出的史之改造方法为今日史学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在钱穆晚年精心结撰的"尊朱"巨著《朱子新学案》中,他用"理气一体浑成"的观点,纠正了学界理气二元对立论,又将朱子理气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考察,提出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用"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打破了学界将朱陆对立的门户之见。钱穆还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去梳理和统摄朱子的学术,对朱子的学术成就及贡献作了全方位的呈现。而钱穆晚年转向朱子学研究正是由于朱子能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这与他追求的"求通不尚专"的学术风格有相近之处。     

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

梁启超既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贯古通今的化巨人。在退出政坛以后，他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之中，对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献学等各方面均有所造诣。在历史研究方面，他追源溯流，评说诸子百家，纵论清代学术及历史研究方法，厚积薄发，由博反约，触类旁通，见解精妙，不拘旧说，不守成见，博学多思，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论梁启超对贵州近代一些历史人物的影响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他的妻子李蕙仙是近代贵州人,梁启超也因此成为近代贵州人的女婿。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梁启超与近代贵州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贵州近代一些历史人物,如李端棻、严修、吴嘉瑞、乐嘉藻等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