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机制的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机制是解决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基础。当前因为种种原因,造成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究其根本是因为农村目前没有完善的环境污染治理机制。经过大量研究农村环境保护理论以及对当前农村环境保护实践方案的探讨归纳,寻找符合我国国情、适合新农村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方法和理论,建构一个比较完善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新机制,为建设新型环保农村给以参考。     

我国农村地区村民环保自治的法制问题研究

实践证明,在农村环境治理中,行政干预的成效不佳,且市场机制还没有形成。村民环保自治是整合农民力量,转变当前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的关键。该文介绍了我国农村当前环境污染和治理的现状,并分别从立法缺失、治理主体缺位、立法设计城乡不平衡,以及村民自治法制不完善等方面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法制原因。此外,文章还重点论述了实现村民环境自治的法制对策,包括从立法层面赋予公民环境权,确保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制定并完善环境自治村规民约等。     

农业生产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在治疗上较为复杂。本文主要是对农业生产环境污染现状进行详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积极有效的治理对策,目的是为日后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降解机制的理论研究

有机污染物是当前水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污染物不仅有毒有害,并且难降解,因此成为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一大难题。本文就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降解机制进行了研究,希望对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技术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我国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制现状研究

环境污染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人身健康损害以及公私财产损失等问题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行最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对环境司法、环境监管的技术支持作用。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制发展现状的研究,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制建设的建议。     

科技竞争力、高新技术开发及引进与环境污染治理

对中国竞争力现状，高新技术引进与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在中国当前环境条件下，处理高新技术引进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     

透视环境保护的"死角"——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探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现状阐述和成因分析,提出了防治理农村环境污染,保护农村环境的对策措施.     

我国的水环境现状研究

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我国在各行各业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我国的水环境现状不容乐观,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可见,研究和分析我国的水环境现状,对于我国合理利用和水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我国的水环境现状,随后阐述了造成我国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几点治理我国水环境污染的对策。     

浅析我国企业高管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企业随着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对经营者采取了各种方式的激励,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现状研究,提出改善我国高管激励约束机制的对策建议.     

浅谈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难点与对策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研究更加深入。在环境污染防治的过程中,最常见的就是对机动车辆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而忽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物排放,通过调查显示,一台非道路移动机械所产生的尾气相当于50-86辆国5排放标准的小汽车。由此可见非道路移动机械其实是产生污染的主要来源,所以对这些机械的污染治理刻不容缓。本文通过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的防治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促进环境污染治理的质量和水平。     

地方政府的雾霾治理政策作用机制——政策工具、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

雾霾治理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治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差异、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的3个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降低雾霾污染的3个理论假说,并基于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市、区）和2007—2016年217个城市数据,利用动态空间面板和动态面板门槛计量方法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政策工具方面,多数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对雾霾污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地方政府的环保立法和环保投资降低雾霾污染的效果更显著,而地方政府环保执法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甚显著。②空间关联方面,周边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邻近地区环保立法通过环保政策的协调成本上升加剧了本地雾霾污染;邻近地区的环保执法虽能降低本地雾霾污染,但效果却不显著;而邻近地区的环保投资通过雾霾治理的空间外溢能显著降低本地雾霾污染。③门槛效应方面,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科技水平或城镇化水平较高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地降低雾霾污染,反之则加剧雾霾污染。本文将政府环境治理细分为环保立法、执法与投资3种政策工具,细化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为政府更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机制创新

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同为中国面临的两大严峻环境问题，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治理机制上，过去一直由环保部门和发改部门分而治之。随着相关治理工作的推进，分而治之的机制逐渐暴露出一系列政策重叠乃至互为掣肘的弊端，相应的治理机制创新也因此形成了重大需求。2018年，中国国务院实施机构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的职能被划转到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随即明确了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战略目标。建立怎样的机制才能切实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这是政界、学界、业界普遍关心的问题。针对这项需求，本文基于对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范围和危害形式差异较大，但却“同根同源”的特性分析，阐述了两者协同治理的科学基础，提出了协同治理的机制模型，为我国有效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积极融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打开了新思路。     

试验还是实验？试点与实验主义治理的比较

实验主义治理在欧洲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有学者因此呼吁全球治理走向实验主义治理。中国在经济、政治、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领域广泛实施了试点项目,这种特有的试点是否能被视为实验主义治理呢？本文先梳理了中国试点与欧盟实验主义治理的历史,厘清了两者的差异性,并从试验与实验机制的异同性、制度背景的差异、以及中国试点实施路径的多样性和实验主义治理特有的同行评议制度的不同,指出中国试点不属于实验主义治理,中国应对当前环境、能源等社会问题的治理方式是平行于实验主义治理的另一种新模式。     

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异质性区位变化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

为了更好地解释落后或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与环境保护“两难困境”产生的原因,通过对基于FCVL模型框架分析环境政策、企业区位变化以及环境污染的内在传导机制的分析,从微观角度较详细地刻画了异质性企业的区位转移活动,同时分析了在合作与非合作的环境规制政策情况下,相应的均衡区位的形成以及污染量的显性解,为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对于贸易成本这一环境污染区域传导机制中的关键因素,通过对2010—2018年中国工业制造业38个行业动态面板模型的广义矩估计。研究表明,企业拥有的总资本大小对环境规制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单位产品产生的污染量、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总资本大小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实证研究表明,在较高的贸易自由度下非合作的环境规制会增加总污染量,合作的环境规制可以降低总污染量。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本文使用2007—2018年全国流域重点断面水质监测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显著改善了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效果,且黄河流域生态补偿呈现出显著的长期治污效应,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发挥了显著的制度激励效应,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降低工业废水排放,改善了黄河流域水污染状况。③从空间角度而言,与黄河流域中上游城市相比,生态补偿政策对下游城市水环境治理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据此,从健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重视中上游地区生态转移支付、建立多元主体联防联治水污染治理体系等角度提出改善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建议。     

Corporate commitment to climate change: The effect of eco-innovation and climate governance

Climate change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problem to the planet which raises concerns from stakeholder groups about corporate commitment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effect of eco-innovation and climate governance on corporate commitment to climate change. We develop a unique measure for climate change commitment by considering four components, viz. whether a company suppor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3 on climate action, whether a company is aware that climate change can represent commercial risks or opportunities, whether a company reports Scope 3 CO₂ emissions and whether a company sets a target for emission reduction. We measure eco-innovation by using a score collected from the Eikon database that reflects a company's capacity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costs, eco-innovation intensity measured as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s over revenues. We also create an index computed as a composite score by totalling five eco-innovation proxies collected from the Eikon database that reflect companies' efforts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impact. Concerning climate governance, we focus on three proxies, namely the existence of an environmental committee, climate incentives and the existenc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Based on a sample of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for the period of 2014–2020, we find that corporate eco-innovatio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commitment. We argue that firms that adopt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efficiently control pollution and resource use and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are more committed to climate change. We also find that climate governanc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commitment. We claim that companies that integrate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 governance can help address climate chang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ur empirical evidence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ers and policymakers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eco-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integrate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 governance,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corporate commitment to climate change.     

异质型责任主体的环境协同治理效果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方联动”中国特色环境治理体系是增强环境主体履行责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异质型环境责任主体的内外部协同视角出发,基于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宏观数据及A股1423家工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探析“多方联动”的环境责任主体“提质”“减排”“增效”的协同治理效果;在环保督查力度持续攀升、环境污染治理行政规制适时调整的背景下,考察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环境责任主体协同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政府规制责任与公众监督责任的内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提质”效果,倒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提升环境责任意识,提高发展质量。②政府规制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公众监督责任“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减排”与“增效”作用,不仅降低地区污染排放水平,提高环境治理效率,而且显著提升地区绿色贡献水平,有效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③环境政策不确定性释放了因时、因地、因事精准施策、适时调整、高效匹配的信号,有效提升了“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效果。本文对于加快完善多方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推动经济与环境激励相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燃煤电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思路由“谁污染谁治理”向“谁污染谁付费”转变的具体实施路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雾霾防治等方面得到推广。针对政府如何制定切实可行政策鼓励燃煤电厂实现达标排放、燃煤电厂如何选择清洁发展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以煤电行业烟气治理为研究对象,从绿色供应链的视角,分别构建在4种规制约束-政策激励下燃煤电厂采用自身投资运维、第三方治理2种模式的数学模型,并求解分析。结果显示：规制、激励政策同时实施能帮助燃煤电厂升级为绿色电厂;因提供较少补贴就能帮助燃煤电厂,政府更倾向根据第三方治理模式制定补贴政策;第三方治理模式还能在让燃煤电厂获得更多收益的同时,使传统环保企业转型为能够提供第三方治理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而获得稳定收益,有助于“谁污染谁付费”思路在实践中的推广。最后,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环境约束政策执行、监督力度,给予精准激励政策,并出台鼓励提升环境绩效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