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

我一直以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因为：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三是腐败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为不治之症。 ——二月河     

论国家平等权与国家自由——以《民报》为考察对象

国家平等权是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尊重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民报》学人认为清政府滥施权威,蔑视国际法,破坏了国家平等权的原则。这一方面是革命党要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从古代宗藩朝贡体系到近代国家平等体系转变的艰难。     

从新场党狱透视清末地方司法腐败

1903年,黄炎培等人因在南汇新场演说一事,被知县戴运寅以"革命党"罪逮捕,并被判以死刑,后侥幸得脱,亡命日本,是为"新场党狱"。从逮捕判刑到援救出逃,整个"新场党狱"充满了戏剧性,其间更充斥着清末地方政府司法中的种种腐败。地方司法的腐败恰恰反映了清末政府控制力量的衰弱。其时信任缺失、社会失控,权威荡然无存,清政府已然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淡景象。     

中国盗匪问题研究述略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剧,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堪。清政府腐败统治,人民生活受到残酷剥削,流离失所被迫落草为寇。各地盗匪问题严重,引起了中外学者对盗匪问题的广泛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     

论蔡锷的救国思想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对清政府的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为了改变这种悲惨的遭遇,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许多先进分子和爱国志士,也曾经千辛万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蔡锷就是其中的一个。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诚的爱国者。面对国家遇难,人民遭殃的悲惨境地,蔡锷从实战中形成了自己的救国救民思想。     

山东问题的回顾

山东问题,产生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是腐败的晚清政府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个“世纪之痛”。山东问题,实质上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问题,它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成为20世纪初期国人关注的焦点。     

梁启超的“利己”主义新道德观探析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利己为恶德,梁启超从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积极地为利己正名。他强调独立基础上的合群、国民基础上的国家、己利基础上的群利。在他看来,道德就是利群,利己与利群是二而一的。因此他把"利己"思想升华为"新道德"的内涵并把它内化到他所主张培养的"新民"中去。     

打破“兴亡周期律”与《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读

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乱者而辟之。—墨翟我们有必要将科学应用于行政管理领域,否则文明便会被自己的产物所扼杀。——(英国)贝尔纳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和毛泽东谈到,一个政权大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跳不出的“兴亡周期律”。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     

论梁启超的国家观

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危险局势下形成的。梁启超认为,国家应具有独立的意志,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和个人之上。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其政治思想的分水岭,他的宪法、议会、自治等宪政制度设想在此前和此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从《释革》看梁启超的革命观

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释革》一文,不啻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宣言,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革命观。他在文中对改良与革命进行了明确区分,进而申明了自己改造中国的行动纲领。梁启超的革命观不仅被他贯彻到史学、文学、宗教和道德等诸多领域,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个善举与两个名人

上个世纪初,英国出了两个杰出的人物,这两个人对世界的贞献足如此的巨大,以至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们：一个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自己杰出的外交才能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他治理国家的超凡智慧和忠实诚信的人品在国内受到了人民的普遍崇敬。一个是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在1928年发明了青霉素。青霉素是现代医学中使用最普遍、抗菌效果最显著的药物,它的临床应用为全人类的健康带来了福音,它和原子弹、雷达并列,被称为二战时期世界三大发明之一。     

从操控论视角分析梁启超翻译的政治性

梁启超作为晚清时代主要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翻译明显带有政治色彩.本文试从文化方面讨论梁启超的翻译,用操控论及其三要素阐述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性.在梁启超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国人民操守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侵略,为了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民,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梁启超的翻译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目的性.进而影响到翻译的选材及翻译策略的应用.梁启超虽然翻译作品不多,但对中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解析他的翻译具有重大意义.     

清政府“制造”的革命党

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辛亥前梁启超与革命派的矛盾(续完)

三 梁启超公然反对暴力革命,同革命党斗争,究竟把革命派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敌人呢,还是视为实现共同目的而互相竞争的“政敌”或“敌党”?弄清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矛盾的性质。 首先看看梁启超对两党关系所持的态度。1900年梁启超主张与革命派联合,已见上述。1902年他公开声明:“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此诚最可痛心之事”。尽管革命党“认民间异己之党派为第一敌,屡加攻击,但他“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恶习。”他说:“夫使以笔墨挑战也,则吾 亦何患无辞。……非直不屑为,亦以义固不可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者,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谩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论略

清政府于1885年设立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它的成立，标志着清朝军队已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陆海军两个兵种，同时表明清朝在军事制度建设方面有了历史性突破。它的最终衰亡与晚清政府腐败的政治及僵化的体制不无关系，亦是国内外时局交相激荡的必然结果。     

为真理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曾中生

一、作有益于人民的人曾中生,原名曾中圣。一九○○年生于湖南省资兴县犀牛坳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这时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与国内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当时的清政府选择了“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投降路线。曾中生的父亲,为了重振破落的家庭,想把曾中生和他的弟弟曾希圣培养成才再撑     

清末立宪保守思潮的困境与悖论——以政治现代化的视野

清末立宪保守派以民智未开、立宪条件不具备为由反对立宪,实则民智大开本非立宪的必备条件,况且清末民智渐开,人民已具备一定参政能力;保守派又以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立宪可能致乱为由反对立宪,实则立宪是当时解决清政府政权合法性危机、进而解决其他所有危机的关键,立宪有风险,不立宪则必亡;保守派主张开明专制,实则清末并非君主专制不够,而是专制过甚,致使官僚群体治理能力退化,无力应对变局,引发各种危机,专制只会加深危机,最终沦为暴政。在清末具体情势下,立宪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优选项,也是清政府自救的惟一选择。     

梁启超的育子之道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在他的晚年，他先后有5个孩子在海外读书工作，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梁启超对孩子们不仅充满强烈的感情，而且充满深沉的理智。作为一个近代教育大家，他在对孩子们的培养教育上下了极大的功夫。他特别强调趣味教育，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     

切尔诺夫的俄国社会革命学说评析

切尔诺夫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他的社会学说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政治、法律、感情、宗教等看成影响人的一系列因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切尔诺夫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工业经济方面的创造性,但同时否定了它在农业和道德领域的作用。从人道主义出发,切尔诺夫主张以劳动为原则,在合作社与辛迪加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切尔诺夫忽视了传统宗法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背后道德伦理和宗教伦理的区别,以道德伦理替代宗教伦理,引发了秉承两种不同伦理的社会混战。社会革命党也成为这场混战的牺牲品。     

苏俄多党制的历史考察

十月革命前,俄国存在两大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共处于一党之内。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才成为独立的政党,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此后两者继续合作,组织新政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也给他们留有席位。因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止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作,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继续合法或半合法地参加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内战结束后,列宁曾经考虑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合法化,但没有能够付诸实施。1922年举行的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最终结束了实际存在的多党制,实行一党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