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古文“以后称前”现象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史记·高祖本纪》)读书至此,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高祖.这是刘邦的庙号,是他死后才获得的;在他当泗水亭长的时候,他还没有“高祖”这个称号,怎么能这样称谓他呢?说成“刘邦”或“刘季”才合适吧?其实,司马迁并没     

做自己的伯乐

韩信在项羽手下,久久不被重用,就投奔刘邦。谁想在刘邦手下又不得重用,他不甘沉沦。再次逃亡。幸亏萧何知道他的才华,星夜追赶,并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最终韩信大展雄才,成就丰功伟绩。     

汉高祖刘邦纵放骊山徒时间考

刘邦西行送徒前夕,"常(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从刘章《耕田歌》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看,其田中种植的作物是粟类,中耕除草的时间在农历四月下旬至五月下旬之间。刘邦休假之后投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需要二三十天,因此西行纵徒斩蛇应在其后的农历六月前后。再从蛇类的活动习性看,农历六月份,丰沛所在的徐州地区气温最高、气压最低、湿度最大,是蛇类的活跃期,蛇类经常横卧当道以通风散热,遂有"大蛇当径"刘邦纵徒斩蛇之壮举。从《汉书.惠帝纪》推知,惠帝出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二月左右。《高祖本纪》中的"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两子"分别为惠帝和鲁元公主,而"告归之田"是史籍记载中刘邦纵徒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可知秦始皇三十七年二月,是纵徒时间的上限。从《高祖本纪》看,纵徒时间的下限是秦始皇东巡,在《秦始皇本纪》中,东巡有四次,其中前三次早于公元前210年,惠帝尚未出生,故纵徒时间的下限只能与第四次东巡有关,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因此,刘邦纵放郦山徒的时间应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农历六月前后(公元前210年7月)。     

骗子失算

此文亮点是"后来他又跑回来纠正说,他父亲左边没有胡子,还说他村里有个骗子右边没有胡子"——通过掌柜转述出来,紧扣了标题中的"算"字。此文还需要升格:首段中的"常常施计捉弄那些刁滑之徒"改为"常常施计让那些刁滑之徒丑态百出";末段删除"又痛又气恼,心想:钱没骗到手,胡子却失了一边,怎么见人?于是又跑到理发店,花了一些钱,把左边的胡子也剃个精光"——用"老骗子只剩下半边胡子"照应"刁滑之徒丑态百出"。     

西汉功臣贵族的兴亡

<正>汉得天下，与夏商周秦不同，没有积德过程。刘邦以布衣起事，三年亡秦，五年亡楚称帝，时间之短，前所未有。由于汉以武力得天下，所以，出现了一大批战将、功臣。怎样对待这些与他共取天下，“皆陛下故等夷”的诸将，是刘邦面临的棘手问题。迫于形势，他改变秦制，“瓜分天下”，造就了一批功臣贵族。封王有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此外还有一大批侯。从功臣贵族诞生的第一天，皇室就与他们存在尖锐矛盾，预示一场新的厮杀即将爆发。刘邦名为皇帝，仅辖“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史记》卷17）大片土地被功臣贵族割占，这对于“定一尊”的刘邦，当然不能容忍。所以，消灭功臣贵族便成为进一步统一的客观要求，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毒得有度

<正>常言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其中的"毒",是"度"字的仄声误传。窃以为,"量""度"两字同义,而"君子"与"丈夫"本不相同,反而是"毒"更恰当些,但"度"也未尝不可,毕竟唯有毒得有度,才能毒之成时、毒之成史、毒之成事。时势豪情多君子,度中有毒方丈夫。这里不妨从想当君子的项羽谈起:鸿门宴上,他与刘邦把酒言欢,自有君子气量;两军阵前,他挟刘父势欲杀之,也有霸王的气势。虽最终兵败落了个自刎乌江的结局,但后人仍敬重他的光明磊落。反观汉王刘邦,于席间曲意逢迎,一副称臣做派;     

论《淮阴侯列传》的思想和艺术——《史记》散论之二

在西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韩信的功勋最为卓著。司马迁说他“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①刘邦对韩信的才干和功绩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称韩信为“人杰”,并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②。在楚汉相争中,韩信所以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与刘邦的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东汉王充说:“韩信去楚入汉,项羽不能奇,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     

台阶

公孙弗忌,弱其邻之老而谋食饮之,裒(pu)其徒谓之曰:‘彼予邻之叟也,富而啬,吾将与若往食饮之。’其徒曰:‘彼虽富而甚啬,其奚以食饮之曰:‘我且盗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之谋鄙,盍更诸?’曰:‘我将胁而取之。’其不从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请以贷先为之市,具礼召主人而酬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为常,不数岁,吾将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从之。明刘基《郁离子》ó译文:公孙弗忌认为他的邻居老弱可欺,便决定把他的财产弄过来。他把狐朋狗友召集到一起,说要去偷邻居的东西,同伙们因害怕而不愿去干;第二天,…     

范增形象分析

在项羽集团中,范增是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在鸿门宴上,范增的表现尤其引人注意.宴会前,他劝项羽对刘邦"急击勿失";宴会上,他先是"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多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继之又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宴会后,他拔剑击碎刘邦送的玉斗,气得大骂项羽.对于项羽的成败,他比项羽本人还要着急.     

项羽的磊落之处

在《鸿门宴》中,刘邦入咸阳,曹无伤就使人言于项羽,是为不忠;曹无伤激化项羽与刘邦之间的矛盾,必会使两军交战,是为不仁;他想借项羽之手杀了刘邦,是为不武;一旦杀人不能举,他必死无疑,是为不智。如此之人项羽对沛公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其意是要刘邦杀了曹无伤。而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是为忠;“卫士不内”“侧其盾以撞”,是为武;“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是为勇;遵守先前的约定,是为义;说项羽“亡秦之继耳”“不取也”,是为智。如此之人,项羽非但不怒,反叫“壮士”,赐之酒肉。这表明项羽对小人是杀之而后快,对英雄敬…     

刘邦废太子事件发微

《史记》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汉高祖刘邦废太子事件,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事件的始末和真正原因。刘邦废太子之举,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只是纯粹的爱屋及乌,是情感的选择,最终放弃废太子则是看清形势后理智战胜情感的决定。实质上,能够阻止刘邦废太子的主要力量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等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商山四皓"只是他们为显示实力打出来给刘邦看的招牌。     

刘邦废太子事件发微

《史记》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汉高祖刘邦废太子事件,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事件的始末和真正原因。刘邦废太子之举,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只是纯粹的爱屋及乌,是情感的选择,最终放弃废太子则是看清形势后理智战胜情感的决定。实质上,能够阻止刘邦废太子的主要力量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等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商山四皓＂只是他们为显示实力打出来给刘邦看的招牌。     

刘邦从匈奴包围圈中脱出的必然与偶然因素

针对此前流行的、认为公元前2000年刘邦之得以从白登脱围，是因为匈奴主动撤开一角的说法，本从纵、横两个方向比较了刘邦的另外几次从危难之中脱离险境的事件，总结出刘邦每次被围时，他一定要设法脱险的必然心态和规律性的脱险方法。结合当时匈奴的社会状况及其风俗 习惯，经过综合分析，得出并不是匈奴主动解动围,而是刘邦采用陈平之计，“间使、厚遗阏氏”从而拖延了时间、松弛了匈奴的警戒，并营造出一部分围骑逐渐“引去”、汉人使“往来”行走、匈奴“不觉”可疑，习以为常的局面，又乘偶然的“时天大雾”的天赐良机，以汉军使的模样，混在人群中溜出匈奴包围圈的结论。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探释——纪念《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创作56周年

文题为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颈联两句诗.出句"穷寇"一词,多数注家解为"穷途末路的敌人",指蒋介石集团.无异议.楚汉战争中的"穷寇"是谁?多数注家没有正面注解,但从对句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是指刘邦.认为在鸿门宴上没有把刘邦杀掉,留下了后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鸿门宴时的刘邦还是比较强大的,是他率领义军首先攻破咸阳灭秦,而且受到关中百姓的拥护.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失去了民心.另外,上述解释易把诗的原义理解成同情项羽的失败.笔者以为诗作者的历史联想点在"鸿沟为界",不在"鸿门宴".这时的项羽已成了"兵疲食尽"的穷寇.     

汉初三杰与刘邦合作关系分析

汉初三杰与刘邦合作的原因是他们通过亡秦各取所需，合作解体是因为刘邦、吕后二人对三杰的不信任。其合作与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他们均持一种极端现实功利的人生目的，因而合作缺乏潜力。刘邦和三杰不接受认同儒墨主流文化的影响，内心世界十分单调狭隘，除了他们渴望的目的外一无所有，迫切地追求当下的成功。他们为了目的无所不为，实现目的后认同事为仇敌。他们个人的成功留下了消极的历史影响。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刘邦“烹吃”父亲行为简辩

《史记》等典籍中记载的刘邦欲要＂烹吃＂父亲的行为,其实是在特殊情况下,刘邦对双方实力、项羽的个性经过详细考虑、分析后采取的果断措施,是孝子刘邦的一次有把握的冒险行为,而非真正的不孝。     

汉初萧曹相位之争

萧何、曹参同为跟随高祖刘邦创立西汉王朝之重臣,萧何一直镇守后方,筹集兵员粮秣;曹参在前线出生入死,屡建功勋。天下平定后,萧、曹二人为争夺丞相之权位曾有一场激烈辩论,刘邦不顾众功臣反对而采纳张良的建议,给予没有战功的文吏萧何以功劳、位次两项第一,并委以开国丞相的要职。刘邦此举对有着浓厚军功传统的汉初国家领导层而言极具深意,不仅妥当地缓和了功臣群体与吕后的紧张关系,而且将行政人员的位次安排在功臣之上、承认文吏之"劳"亦是"功",实际上使战国以来主要为兼并战争服务的军事型国家机器平稳地转向以和平时期的日常行政为要务的管理型国家权力。对曹参的任用亦体现了刘邦处置朝廷中各派利害关系时的良苦用心。对萧、曹的职务安排确保了汉初的政治稳定与法制规范,并为其后的国家政治运作提供了范例。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史记》楚歌述论

楚歌,顾名思义即楚地之歌,是产生在南方荆楚地区的地方歌谣。西汉时期,因为项羽、刘邦的楚籍关系而影响到北方地区,同时,也因为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所封侯王有不少是楚国人,对楚歌情有独钟,往往借楚歌来表达其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使楚歌更充满了一种忧愁幽思、缠绵悱恻之情,也更加感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不少楚歌,很好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需求,也使我们更好地看到了楚歌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意义与更为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