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诸子批评论略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先秦汉初诸子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其评价内容,在《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等诸子批评文献的基础上,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将先秦汉初诸子著作分为十类,并在小序中体现了尊经崇儒的思想倾向,对诸子十家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并认为诸子源出于王官之学。这些内容对后世目录著作的编纂、诸子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

《国语》与《左传》是先秦典籍中的双璧，但两千多年来二者的地位却相去甚远。从近二、三十年出土文献中的“语”类作品出发，重新审视《国语》的性质和价值之后可以发现，《国语》是先秦“语”类作品之集大成，是我国国别史的始祖，对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对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史上文学的史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老子》文体考论

本文认为《老子》有着职业文化背景,而不是一个原创性的个人文本。《老子》八十一章按其结构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其理想形态可归结为一个由"原文本"和它的阐释、引申部分共同构成的传释性结构。《老子》"原文本"应是"语"的一种辑本,可能采自前代各种"语"文献。而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祝解》类文献,在功能和形态上对《老子》有着影响。辑录训诫式的"语"并对之进行阐释和引申,是大祝的职业性工作,《周祝解》是其职业文献。老子认同祝史文化中以"语"训诫他人的传统,并因此而采用《周祝解》类文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先秦时期黄帝形象新诠——以诸子文献和《汉志》著录为中心

黄常是先秦战国诸子百家的重要话题.结合《汉书·艺文志》所载与黄帝有关的著述以及先秦传世文献及相关出土文献来看,黄帝在先秦诸子笔下的形象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从诸子在古史传说基础上对黄帝的加工、改造及依托的内容可以看出,各家各派之中,阴阳家、道家黄老派、教术和方技家的黄帝理论最为丰富和系统.     

先秦教化行为及其文献的生成

早期文献与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教化行为是考察先秦文献生成、流传的重要环节。教化活动促进先秦文献生成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乐语模式使大量的诗说文献得以出现,而这些文献最终影响《诗经》相关阐释文本的形成;二是箴诫风尚极大影响先秦文献特别是史传文献文本的生成与编纂;三是先秦时期的官学、私学影响教材与学习笔记的出现,而这些教材与笔记最终促使五经文献以及诸子文献的生成。整体来看,伴随先秦教化行为,除了相关文献的生成之外,同时还存在文献的编撰、流布乃至经典化诸方面的事项。因此,教化行为对于早期文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早期文献的很多问题只有置于教化行为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理解。     

《国语》所载预言之文学意义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典籍,其中载录的众多预言在揭示事件因果关系中从叙述构建与言语刻画两方面表现了较强的文学意义。《国语》各篇章自成体系的体裁特征决定了预言在《国语》叙事中的特殊性:从整体而言,其类型特征增强了表达效果;从形式而言,其叙事简略凸显了编纂目的。《国语》预言言辞瑰丽多彩,不仅刻画了两方人物性格体貌,而且为增强其说服性,其言论采用了多种构思。     

《国语》材料遴选原则新探

《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极为重要的语类文献汇编,由于此书思想极为庞杂,各国之语的文体文风亦各不相同,因此造成了其材料遴选的范围和原则难以寻绎.文章试图从《国语》的性质和编撰目的人手,通过分析《国语》是否全为“治国之善语”,以记言为主的材料何以能和言事相兼,甚至以记事为主的材料并存,进而从语类文献的兼容性上探讨《国语》材料遴选的范围和原则.     

试论先秦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及其编纂思想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源远流长，它是伴随着档案产生而产生的。先秦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先秦学者在他们从事书籍、文献、档案的整理和编纂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编纂原则和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并取得了一定编纂成果。先秦编纂理论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档案编纂工作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今天研究先秦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及其编纂思想是对档案编纂学学科建设具有指导作用的一个课题。据本人所知，目前有关先秦档案文献编纂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著作还不多且缺乏资料性和系统…     

“六家”与“九流”观念研究述论

"六家"与"九流"观念源于汉代学者建构的先秦诸子学术谱系,迄今仍然是认识先秦诸子学术群体的基本参照框架。近代以来学界从概念、方法、新材料等层面不断质疑此框架,多有学者在概念层面,将先秦、秦汉学者所论之"家"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派",实则难以与"家"的历史含义完全对应;将《汉书·艺文志》视为狭义的"目录学"分类,又低估了其学术史价值。大量新材料的发现,填补了部分先秦学术史的"空白",但却在研究倾向上出现高估出土文献学术史价值的趋势。而新方法的导入,对于先秦诸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但却以汉代学者的研究框架作为对立面,忽视了其"平等"的方法论价值。平心而论,在目前条件下,新材料的发现、新概念的引入、新方法的导入等,并不足以动摇汉代学者的研究框架,相反在更深层次上再一次证明,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思想谱系的研究成果,依然是基础性且富有启发性的。     

《国语》“国别体”考辨

《国语》编者在处理各国史料时,创造性地把各国所记国史（百国春秋）与记言体史料（＂语＂体史书）汇合编排在一起,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贡献。《国语》采取这种分国叙事的方式,不能简单看成是所谓的＂国别体＂,而应是我国史官制度开始完善、史事记录开始系统完整的一种文献上的表现。     

高中历史教科书“模块-专题”式编写体例的特点与检讨

普通高中历史＂模块-专题＂式课程结构的重大变革在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三个层面体现了全新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这是高中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大破大立,是对传统课程设置模式与教科书编写＂系统性＂的挑战。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和大象版等各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呈现出＂模块-专题＂体例的鲜明特点,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领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体例的争鸣。     

上古汉语中的“有+名词”

上古汉语中,“有+名词”中“有”字的词性,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在先秦早期是指示代词,先秦后期被“兹+名词”取代,慢慢消亡.     

关于《芋粥》的叙事分析

《芋粥》是芥川龙之介取材于《今昔物语集》写就的历史题材的小说.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芥川都对原作进行了再创作.形式上的再创作主要体现在让叙述者“外显”这一点上.而通过分析《芋粥》中叙述者的类型,可以更好地对文本进行叙事分析     

《六度集经》文本的性质与形态

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六度集经》的文本性质属于编译,它不全是康僧会自译,其中有改写、改译现象;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其文本形态主要有三：康僧会的原编本、形成于南朝的改编本和形成于隋唐闻的新编本;演变主要体现在篇目的增加;演变的原因在于它是一部编译著作。     

《四书》思想理论探微

《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是我国儒学经典之作,因朱熹为其做注而得名《四书》。《四书》集中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并共同构成了我国延传千百年的思想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     

论《左传·庄公》中的代词

代词是汉语词类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本论文对《左传》庄公元年至庄公三十二年的所有代词做一个研究,包括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和辅助代词四类,并概括这些代词在句中所起的作用,以期对先秦代词、战国词汇有个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关于晓匣影喻演变的研究

《韵镜》的喉音包括晓匣影喻四个,其中喻母和匣母的演变最为复杂。其演变按时代可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晋、初唐-中唐、宋金、元明清等几个阶段。在历代各个阶段,众多学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虞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称——以“艳体诗”事件中吴虞的“八条”为中心的辨析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称号常用来指认吴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具体到影响吴虞晚年甚深的“艳体诗”事件时,有些论者以为他自己并不赞成这一称号.文章重返“艳体诗”事件的历史话境,对吴虞常引人误会的回应文章——即他自谓的“八条”——进行审慎辨析,并将考察视野拓展至吴虞“艳体诗”事件前后的行为、思想,认为吴虞对自己的反孔斗士角色有着清醒认知,对“‘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不是不赞同,而是非常珍视,他当年在“八条”中的相关言说,只是在论战中采用的一种策略而已.     

双重视野下的《桃园》之美

作为“五四”短篇小说的重镇,废名的小说有其独到的美学追求。不同视野下的《桃园》呈现出废名小说的多元内蕴。在对小说生命无奈的凄凉和时美好生活的渴望的双重解读中,我们能领悟到小说中的现代意义和独特美学。     

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

关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历来的解释框架有“不平则鸣”说远绍孔子“诗可以怨”的说法;又有“不平则鸣”说“与庄学中的‘自然’观有内在联系”的说法;而大多数的论者则认为它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其实,以上说法都尚未涉及一个重要的认知视野,即韩愈因何种因素而感到“不平”。本文在考察韩愈文本之后得出结论：韩愈“不平”之标准就是儒家之“道”,即为“道”之不行而鸣不平。这就决定了韩愈“不平则鸣”说属于文学工具论（“载道”说）的范畴,并非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