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与宋朝关系新探

直到目前，在史学界研究大理国与宋朝关系者并不多，有，也多限于经济关系方面，这主要是宋朝统治者心存偏见等历史原因造成的。事实上，大理国与宋朝在政治关系方面尽管比较疏远，但大理国对宋朝始终是“内向”的，只不过大理国谋求与宋朝友好的愿望和行动被宋朝统治者所拒绝，关系疏远的责任不在大理国而在于宋朝统治者。一方面，大理国积极要求臣属于宋，与宋朝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宋朝错误地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而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如宋朝地方官吏（边臣）以“尊王攘夷”之旨累累拒绝大理国的友好、朝贡、通商的请求，造成大理国与宋朝之隔离。     

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之辨析

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很高的历史地位,研究辩析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的关系,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哀牢国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古庸国、麇国历史渊流考论

汉水文化研究逐渐形成气候,但对汉水上游鄂西北地区的春秋古庸国、麇国却缺乏足够的重视,汉水文明的发端起源于汉水上游,古庸国、麇国作为汉水上游古方国的代表,系统地考证其历史渊源以及它们与楚国及百濮部落的关系,是汉水文化研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哀牢国与滇国之辨析

哀牢国与滇国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很高的历史地位，研究哀牢国同样与滇国一样重要。从一定程度讲，哀牢国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比滇国大得多。     

东北亚国际关系下的渤海国研究综述

渤海国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研究学科,如今,无论从渤海国的历史归属、种族构成、对外关系、渤海五京,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等,还是从渤海国与唐、日、新罗等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可观的进展．然而从宏观角度,将渤海国研究置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中,研究其对外政策、文化交流对当时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成果在国内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对国内近年来涉及东北亚视角的渤海国先行研究进行分析总结,期望能够展现东北亚秩序下的渤海国问题相关的研究状况。     

邾国地理考证

邾国的地理变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难点问题。围绕邾国在邾文公之前的初封地、在迁绎之前邾国曾在何处建都以及黄冈之邾与山东之邾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一直有多种说法。     

中小学生家国情怀的培育与提升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培育与提升中小学生的家国情怀对于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都具有重要价值。中小学生的家国情怀是中小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发展与家国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关键能力和价值观念,体现为他们对家庭、家乡、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持续维护与深沉热爱,并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价值使命。中小学生家国情怀的关涉维度包括家国文化、家国情感、家国实践和家国担当四个方面。中小学生家国情怀的培育与提升需要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丰富学生的家国文化知识;依托物质与媒介两类载体,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感;把握学校、家庭与社会三大主体,提升学生的家国实践能力;树立家国历史观、责任观和发展观,增强学生的家国责任担当。     

日本"神国思想"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

元明时代是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仅是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也是中日外交模式的承上启下期。忽必烈多次遣使招谕甚至付诸于武力，都未能促使日本臣服，元代中日之间不交而终。有明一代，因“倭寇”和“勘合贸易”的交织始终，使得中日之间的交涉艰难而复杂；明末因丰臣秀吉的两次侵略朝鲜，中日关系趋于恶化。元明时期这种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与日本“神国思想”存在内在联系。“神国思想”理论内涵的演变，直接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就日本而言，由初期的“外交辞令式”逐渐演变成为后来侵略之理论工具。     

孔子仁学理路的内在矛盾：从“家国同构”到“家国错位”

孔子仁学的思想理路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在孝与忠的关系上。孝与忠在情感层面的兼容,构成其＂家国同构＂的社会理想;在践行层面的对立,又构成其＂家国错位＂的理论偏至,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家庭化了,另一方面家庭社会化了。仁学具有的情感性与践行性矛盾统一的本质特性,决定其思想理路必从＂家国同构＂走向＂家国错位＂。     

赵充国与羌人关系刍议

西汉一代,与羌人关系最密切的要数赵充国,因而研究赵充国的治羌业绩,能更好地认识汉羌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汉书》的记载,详细叙述了赵充国与羌人发生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史实,指出了赵充国治羌政策取得成功的原因、其治羌的功绩以及其突出贡献的屯田奏实施的客观必然性。     

元代中外科技交流的发展与上都的作用

元代在中外科技交流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笔者对元代科技交流从宏观上进行探讨 :( 1)交流的一般情况 ;( 2 )交流发展的原因 ;( 3)上都在交流中的作用 ;( 4)交流的特点 ;( 5 )经验教训。     

论"元代白话"与蒙元硬译体

蒙元硬译体是将蒙汉两种语言及语法夹杂到一起的特殊翻译体例,学术界通称为“元代白话”,或是“直译体”。但这些通称其实并不妥当,因为:该文体里的汉语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话,也不是元代白话语言的变体;该文体出现于元朝前,所以称为“元代白话”在时间上并不十分妥当;而且“硬译”与“直译”是不同的翻译方法,称为“直译体”是把“直译”与“硬译”混同了。笔者从以上三方面分析了该种文体的不同称谓及其不当之处,认为将该文体称之为“蒙元硬译体”更加确切。     

元代服饰制度中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元朝在确立服饰制度时,施行了汉制衮冕与蒙古族传统质孙并行的服饰双轨制,使元代服饰呈现出多元的、南北文化融合的局面。元代的服饰制度从实施的过程到其形式都颇具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汉法”与“旧俗”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中国古代陶瓷和烧造技术在泰国的传播和发展--以素可泰窑和宋卡洛窑为例

宋元之际中国华北、浙江陶工因避灾荒和战乱先后到达泰国素可泰、宋卡洛等地。中国陶工先在素可泰设窑生产磁州风格的瓷器，后又在宋卡洛建窑生产龙泉风格的青瓷，由此生产出驰名东南亚的宋卡洛瓷。中国陶工把中国古代陶瓷文化及烧造技术移植于泰国本土，既弘扬了中华文明，又促进了泰国制陶业的发展，更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亲密的关系。     

元代悲剧与元代社会

悲剧的时代产生悲剧的艺术。元代是有史以来首次由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统治全中国的时代,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元代悲剧蕴含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堪称反映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国内近三十年元丽人员往来研究概述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中,元朝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元朝与高丽人员往来状况与历代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高丽各阶层人士大量移居元朝,元朝也有不少人入居高丽。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回顾、梳理与整合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文化素养及其心态研究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年幼时曾被贬居桂林,得以较多地接受汉化的教育和南方人环境的影响,为他后来在书画、学、工艺等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养成了他较好的化心态。但是,作为元朝的最高统治,妥欢贴睦尔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剥削阶级的本性,他在执政后期,“怠于政事,荒于游宴”,致使全国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加剧,曾经盛极一时的元帝国终于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覆灭,而他本人也成了元朝的末代皇帝。     

试论奇皇后对元末元丽政治关系的影响

元丽关系在古代中韩关系史上极为特殊,双方存在着不平等的朝贡关系,高丽贡女制度就是具体表现之一。由此元末出现了一位足以影响中韩外交关系的特殊人物——奇皇后。奇皇后在元末中韩关系,特别是恭愍王反元运动及元朝武装干涉高丽国王废立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试论蒙古族音乐文化对元散曲声韵句法修辞的影响

在元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元散曲受到了蒙古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其中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对元散曲的形成以及繁荣兴盛曾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与影响作用。具体如元散曲的声韵、句法、修辞等,由于受壮伟狠戾、嘈杂凄紧的蒙古族音乐之影响,体现出了与其前唐诗、宋词等韵文作品明显不同的特点。故从蒙汉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元散曲的形成以及繁荣兴盛,将对研究此问题提供一个实用的新视角。     

高丽女性在高丽与蒙元关系中的作用

在政治方面,高丽女性通过元朝朝廷中的亲高丽势力和高丽国内的亲元势力,间接地发挥作用,使两国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她们的家族利益受损时,她们也危及高丽的安全。在经济方面,高丽女性在国内通过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在两国的经济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进入蒙元长期生活的女性更是推动了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在文化方面,高丽女性加强了两国间的服饰、音乐舞蹈和儒学、佛教、巫教等思想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