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保玺的诗学之路

陶保玺从语言结构入手 ,来把握诗人的生存体验和艺术想象 ,从而为诗学建构开辟了新局面。他善于从细处入手 ,以进入大处乃至深处的论析 ,成了他特具风采的“独门功夫”。其代表作是新诗诗体学理论专著《新诗大千》和近来发表的一系列诗论 ,尤其是台湾诗人论。这些论著很有创意 ,它将陶保玺的诗学之路引向了大家风范。     

高标独树,新诗诗体学理论建设的又一面风旗--兼论《台湾新诗十家论》的卓越贡献

章从四个方面论证《台湾新诗十家论》所做出的贡献：一、陶保玺以中华大一统的眼光审视、观照、评论台湾十位杰出的现当代诗人的精品佳构。二、陶保玺从形式入手，评价诗人及其作品是从批评实践上对一直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内容决定形式”的艺理论的一种反拨，更是一种批判和挑战。三、陶保玺以自己创建的新诗诗体学理论和诗歌美学原则来解析和评论台湾诗人诗作的诗美之所在。他还从诗体学的角度对郭小川、洛夫、余光中三位诗人进行观照、比较、整合和统摄，进一步阐释了他的大一统的诗史观。四、同时，他是在用诗一般的激情和唯美笔触来撰写他这一本理论专的。     

新诗格律化的重大理论发现与拓展--略论陶保玺对"郭小川体"的理论升华

陶保玺以《新诗大千》填补了我国新诗“体批评”的空白。其中对“郭小川体”的论析,是对新诗格律化的一种超越之论。在该书问世一年后,陶先生又发表了《郭小川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贡献》,该对郭小川诗的理论概括和美学升华,又有新的提法,在借鉴卞之琳先生的“参差均衡律”一说后,他更加坚定并发展了他对“郭小川体”的认知。在弘扬郭小川现代格律诗具有“参有均衡美”的同时,他进一步评价郭小川在新诗格律化发展史上的超越前辈和同辈诗人的历史地位。郭小川所做的贡献是创作实践上的,而陶先生在新诗格律化理论方面的建树,也同样是彪炳史册的。陶保玺的诗学理论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台湾新诗研究的又一部力作--陶保玺《台湾新诗十家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陶保玺近《台湾新诗十家论》，与其前一本作《新诗大千》在诗学理论建树方面一脉相承，该书对诗歌创作的思维形式行艺术技巧进和探索和分析，形成了鲜明的评论特色，有益于指导读阅读和引导诗人创作。该书评论激情漫涌、又客观冷静，具有着唯美的风格。该书在“台独”声嚣中诞生和研讨，表达了大陆诗人对实现与台湾化的对接，共同探讨华诗歌的发展以及渴望祖国尽快实现和平统一的良好愿望。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研究的新拓展--简谈陶保玺的《新诗大千》

本从陶保玺论所采用的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对中国近百年新诗的拓展性研究，以良好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新诗形式理论研究基础，给中国新诗人提供第一部“体式”类书以及对这些体式“家底”的摸清这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     

新诗体式研究的突破——评陶保玺先生的《新诗大千》

陶保玺先生的《新诗大千》是一部研究新诗体式的重要作，以新格律诗和自由诗两种新诗的主要样式为对象，对新诗体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全面总结，展示了整体新诗的体式气象，并提出了一些具有诗学意义的见解，实现了新诗体式研究领域的突破。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质素探析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诗人和诗论家以个人化的诗学阐释构建起具有本土化特质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这一诗学体系从起步建设到成熟深化及至开放融合的建构轨迹实为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诗学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建构机制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会通,其面对新诗创作实践和张扬新诗本体特质等鲜明的建构特征为中国新诗的本体发展作出了贡献。     

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袁可嘉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和诗论家,他在全面考察当下诗坛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新诗现代化的重要主张,并对这个主张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袁可嘉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文学”和艺术本体理论,他认为现代化的新诗是以传统、象征、玄学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诗歌,实现新诗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新诗戏剧化,戏剧化诗歌的基本特征是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     

《新诗大千》:于细微处见功力

诗歌是以形式为基础的学模式，对诗歌形式的研究是诗歌的重要方向。诗体是诗歌形式的最终表征。在中国新诗中，诗体还远远不够丰富，既有的诗体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乃至缺陷，要张扬诗歌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演变规律，就有必要对新诗诗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陶保玺的《新诗大千》是一部研究新诗体式的重要作，以新诗的两种主要样式新格律诗和自由诗为对象，对新诗的体式特征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一些具有诗学意义的见解。     

新诗研究路上的跋涉者——论骆寒超教授的新诗研究及创作道路

在学界享有盛誉的骆寒超教授,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诗人型的学者。他一生热爱新诗,研究新诗,创作新作,致力于中国诗学的探索,著作等身。着重分析他的新诗研究及新诗创作道路以及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以学习并阐释他的诗歌本体论,为更好地领会、宣传、发展新诗作出一点尝试。     

论冯至诗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作为一个致力于新诗艺术创作的诗人,冯至对新诗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日渐成熟的诗学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诗人思维认识的不断提高,其诗学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即从20年代的抒发真情实感的单纯传统的诗学观到40年代追求实存的现代主义诗学观,又从50年代受“左倾”诗潮影响的诗学观再到新时期以后日臻成熟的诗学观。     

略论梁宗岱的诗歌批评

梁宗岱以诗人气质和诗人身份参与批评,形成诗化的批评文体。他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融会中国古典诗学,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点。他针对新诗发展流弊,以纯诗为中心,为新诗朝着现代化纯正方向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思路。     

试论贺拉斯《诗艺》的理论体系

贺拉斯上承希腊化时代的新诗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罗马文艺进行了反思与总结，所著《诗艺》言简意丰，含义深邃，颇有哲理，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建构起一个比较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诗人修养论、创作原则论、创作过程论、艺术价值论和艺术批评论五个方面。     

略论梁宗岱的诗歌批评

梁宗岱以诗人气质和诗人身份参与批评,形成诗化的批评文体。他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融会中国古典诗学,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点。他针对新诗发展流弊,以“纯诗”为中心,为新诗朝着“现代化纯正方向”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思路。     

梁宗岱诗学理想的比较意识

梁宗岱对于中国现代汉诗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汉诗创作与理论探索，以及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大力介绍。在他的诗学思想中，对纯诗理论的引进和阐发、诗人比较和对于新诗格律化问题的研究，都带有积极的比较意识。     

康白情诗论探微

康白情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位杰出的早期白话诗人．也是一位颇具诗学理论修养的诗论家。他的诗论文章《新诗底我见》以其理论的开创性和系统性在新诗史上独树一帜。这篇文章不仅集中体现了康白情独到的新诗理论．而且也是新诗早期仅有的几篇出色的诗论之一．对早期新诗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诗人人格建设

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与意境论密切相关，王国维还提出了诗人修养论。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代序》中有这样一段字：“他认为伟大的诗人必然有高尚的人格，人格卑下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学作品。”俞平伯在《作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8卷4号）声称；“至于怎样才能解放做诗底动机？这关于人格底修养，是另外一个问题。”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要预备新诗的工具，根本上就要创造新诗人；瘫就是要作新诗人底修养。”吕进先生提出“抒情诗人应该有两方面的基本修养：一个是人格精神，一个是艺术功力……诗人的人格精神的核心，一是他作为诗人在诗中的状态，二是他作为诗人对自己使命的把握。     

许世旭的汉语诗学研究

许世旭先生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是海外汉语新诗研究的典范。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长期的阅读体验,也来源于他长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许世旭先生构建了成熟的汉语诗学方法论体系,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局者迷＂的局面,具有丰富的诗学内容。但同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丽民族的文化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论校园诗人穆旦

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及其作品在充满现代气息的西南联大与穆旦相遇了,并给他带来了现代的诗学观念。由此他以校园诗人的身份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进行的探索,自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他代表了学院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力图在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品格。这种保持使他陷入了无比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作为校园诗人,他以他的痛苦人生推动着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