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当闻此鼓，开尔天聪明”——王阳明良知心体智慧说的理论特质与现实价值

王阳明认为传统儒家所言“聪明睿智”实为契合与体现人类科学精神的真正理性智慧,学者唯有做心学修养工夫、祛除心灵因迷己逐物而昏愦壅塞的遮蔽状态,方能切实达致良知心体圆满本具之至上理性智慧。此一基于心性工夫证成的良知理性智慧,实源自个体对宇宙本体与人生本真的深层彻悟与内在觉解,故其不仅可超越体认形上本体世界的宇宙时空之维,更能融贯点化于形下现实的社会生活与人文世界,即引领知识技能之学,超越体认宇宙时空之维,发用于日用伦常与举业事功等社会活动。王阳明的良知心体智慧论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和文化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启示意义。     

心学“独”的意涵和演进

自《大学》《中庸》提出“慎独”以来,“独”逐渐成为心学主要论题。朱子以“独知”说明初萌的善恶意念,阳明以“独知”表达“知外无知”的良知本体,王畿以“独知”表达“与物无对”的良知统体,王时槐以“独几”表达本心不分有无的纯粹经验,刘宗周以“独体”描述统心性、本体即工夫的天命之性。无论哪种“独”,皆有“无对”的特征,但只有合体用、统工夫的“独体”才是真正的“无对”。从常识的独处发展到心学的“独体”,是心学表达终极本体和全体大用的思想高峰。     

罗汝芳理学思想析述

罗汝芳是阳明后学泰州派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蕴含着积极的救世意识与淑世情怀 ,此为阳明后学诸子中最为可贵之处。他的学术风格清新俊逸、通透圆熟。用赤子之心诠良知之说、借童子捧茶谈日用工夫 ,浅易明快 ,酣畅淋漓 ;以仁释乐 ,破景明体 ,使主体感悟更具魅力 ;而最终以孝、弟、慈为良知本体 ,即工夫即本体 ,本体即在工夫中 ,又使之在王学诸门派中独具特色。     

阳明“心学”重在工夫

阳明"心学"重在工夫。阳明的学问是从对生命之根和生命之限的透悟上得来的,他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他的学说是工夫形而上学,他从工夫出发建立形而上学。虽然儒家的本体、境界、工夫三者是同一的,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则更突出工夫的意义。他的"良知"是人的立命之处,"致良知"是基本的工夫。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论王阳明对儒学的推进——以“心意工夫”为视角

朱熹学问以“天理”为本体，故而其工夫结构呈现出“天理”为圆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由外向内，继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向外的特点。陆九渊另辟蹊径指出“心即理”,将工夫的焦点置于“心”中，呈现简易透彻的特征。在此之后，王阳明认为朱熹的工夫结构有“支离决裂、错杂纷纭”的忧患，陆九渊则缺乏细致，谓其“只是粗些”。故而他在“万物一体”的视域下将工夫的境界、方法、过程三面统于一“心”,构建心体意用的哲学理论，主张工夫应以“心”为本，“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本源，还是个体工夫的起点与终点。所以做工夫无需向外格物，仅于心间“诚意”即可。诚得其意，自体会心体“良知”鉴空衡平，再将其推至事事物物，即无入而不自得，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由此将儒家工夫论推至顶峰，为儒学的继承开新提供了原点。     

论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

19世纪上半叶日本最重要的儒者佐藤一斋,其《传习录栏外书》是关于王阳明《传习录》的阅读笔记,其中观点反映了他对阳明心学的深刻理解。佐藤一斋肯定良知真实地创生万物的思想,认为集义等工夫都可以被致良知工夫统摄。佐藤一斋的思想融会朱子学与阳明学,这是其思想的显著特色,但也招致“阳朱阴王”的批评。佐藤一斋强调朱子学与阳明学只是侧重方面不同,将二者对立,甚至如王畿一样忽视具体工夫。在工夫本体、知行合一等方面,佐藤一斋都提出独具特色的心学观点,值得重视。     

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由工夫以见本体--阳明心学的实践性品格分析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知识旨趣、哲学形态的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品格。通过对阳明心学体系形成过程的个案分析,可以把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的实践性内涵,可以认识到王阳明心学体系是一种由工夫以见本体的实践性哲学。他的工夫论不是从“心即理”的本体论导出。实践工夫论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原点和“第一原理”。     

王阳明良知说与庄子学说的渊源

王阳明赋予“良知”宇宙万物本体的最高地位，把良知抽象化为一种先验的理念，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然而，他又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把良知说成一种自然本性。王阳明的良知说与庄子学说有着深厚的渊源。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儒、道、释三家思想的融合，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道、释思想为形上学之借用，把儒学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阳明与甘泉“博约”异同析论——从工夫的面向看

“博文约礼”是孔门立教成人的管钥之一。阳明经对以往“博约”二分、视为先后的检讨,提出“博文为约礼功夫”,初次将“博文”置于道德心体的统摄之下,规避了理的外在问题。到阳明晚年,他以“文礼一源”进一步说明“博约”作为本体、工夫的不同呈现,尽囊于“致良知”的矩矱之中。甘泉反对阳明“博文以约礼”的观点,认为二者是不分先后的一段两轮工夫,根本于“精一执中”的圣学心传。他批评阳明及其门人轻视“博文”工夫,疏略人的性情禀赋,其喜闻乐见的“简易”“径捷”之教法,给儒学“精一时中、博约竭才”的笃实吃紧关脉,造成了极大冲击。     

方东美“含情契理”生命本体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超越

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从“普遍生命”出发探讨生命哲学,建立了以生命为中心的审美价值本体论。在方东美的生命美学思想中,为了宇宙与人生、事实与价值达到统一状态。方东美从心性之学的进路深刻分析并继承与发展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学说,从而建立了其生命美学思想中兼容“情”“理”的生命本体。     

再论王襞的自然思想

王襞在人性问题上,受王阳明、王艮以及王充等人的影响。他主张人性天然,提出“自然之谓道”的思想,反对在人性上着力。在良知的问题上,王襞认为良知本自现成,纯粹至精,杂纤毫不得,所以他倡导“无为之学”。此外,王襞还认为良知或道都是至易至简之道,所以他倡导平常本色,提倡“平常”与“省力”。     

王阳明致良知的工夫——以《教条示龙场诸生》为中心

致良知是王阳明对自己学问的总结,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本文关注致良知的展开工夫,以阳明先生龙场悟道时所作之《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作为其致良知工夫的具体呈现.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路径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可分为前后三个阶段。以"龙场悟道"为分界,此前之阳明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程朱易学之因循,而基本不作自身之发挥;"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则是发挥易理以证其"道";随着工夫之精熟易简,王阳明又提出"良知即是易",指出二者本体与工夫之一致性,此为阳明易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良知与易道圆融。     

逆觉体证的审美工夫论——从“四句教”看阳明心学美学本体与工夫的关系

逆觉体证是阳明心学美学审美工夫的显著特征。阳明心学美学的工夫是内求诸心的心上工夫,心体和工夫是辩证统一的。诚意、致知、格物作为道德实践工夫,是依良知而又指向心体的,“心”是工夫的内在依据和动力,同时也是工夫的目标。本然之心经由工夫过程超越实然达于应然,臻于境界。     

王阳明心学的逻辑架构——以心、意、物的关系展开

王阳明心学的逻辑架构,是由本体与工夫两个词语来统摄的,其内容围绕着心、意、物的关系而展开,其中意的作用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本体的发动,也是工夫的实行过程。心、意、物三者的性质规定着工夫的着重之处。心、知、良知是本体的存在状态,是至善的,心、知、良知一旦发动,便是意,意又必着于物,意是有善有恶的,意的善恶维度决定着行的善恶维度,行须合乎意的善性才算符合了道德要求,因此,意上好善恶恶的工夫至关重要,实现意上好善恶恶的工夫需采用静坐和事上磨炼两种方法。     

论王襞的不犯妙手与他的自然之道

王襞在王守仁、王艮以及历史上王充和玄学家们的思想影响下,大力倡导自然人性论。他认为天命之性就是自然之性,主张自然之谓道,提倡顺应自然天性;认为良知当下现成,不假工夫,所以不犯妙药手,提倡无为之学：他综合了王守仁、王艮等人的观念,认为良知刚健中正,纯粹至精,反对用智之私,倡导不杂纤毫意。     

从“格物致知”的争辩看朱子、王阳明的思想差异

“格物致知”在朱子和王阳明的思想脉络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却对这个命题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阐释：前者开出的是“即物穷理”的思想进路,而后者则代表了“致良知”的思考立场。这种差异实质上反映了理学和心学在本体预设、认识论以及修养功夫论等方面的差异。     

从“格物致知”的争辩看朱子、王阳明的思想差异

“格物致知”在朱子和王阳明的思想脉络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却对这个命题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阐释：前者开出的是“即物穷理”的思想进路,而后者则代表了“致良知”的思考立场。这种差异实质上反映了理学和心学在本体预设、认识论以及修养功夫论等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