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媒参与公共政策

大众传媒参与公共政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大众传媒的积极、充分、有效参与,不仅能够保证各种利益群体利益需求的有效表达,实现利益需求在政策中的体现,也能够监督决策过程、杜绝决策权的异化,以实现公平、公正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还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政策内容的认识、沟通和理解,确立政策的权威性、合法性,最终达到公共政策在社会中被顺利、高效执行的目的。     

论传媒环境议题建构下的中国公共参与运动

环境问题带来日益严重的风险,成为传媒与公众共同建构的议题.传媒散播与公众、环境受害者回应引发了当代公共参与运动.这种运动虽由传媒引导,但其背后却与深刻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传媒带动的公共参与运动能够增进公益意识和实际参与,最终促进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     

决策转型中的媒体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大众传媒何以参与公共决策?考察该问题首先要立足于两个结构性因素:决策转型以及新闻改革,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在实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大众传媒对于公共决策的参与必须在政治正当性框架内行使其主观能动性。因此,大众传媒之能进入公共决策过程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政治性质、政策问题、媒体作为以及政府回应,政治性质是媒体参与公共决策的基本前提;政策问题是媒体参与决策过程的基础条件,媒体作为为大众传媒参与公共决策提供可能;政府回应能力是实现大众传媒参与决策过程的关键所在。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学界对大众传媒的认知历来存在分歧。例如有人认为大众传媒缔造了一种不需要通过面对面对话，就能感知“我们”集体性的公众。也有人认为，传媒产生的主要是“假象公众”和“即逝公众”。前者以各种“迷”最具代表性，如“歌迷”、“影迷”、“球迷”等；后者关心的事件虽有一定的严肃性，可是缺乏稳定性。     

浅析我国传媒公共领域的构建

本文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起源和概念出发,比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社会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差异,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理论依据分析了我国大众传媒的体制和功能以及其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同时也指出在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     

中国大众传媒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效果论析

随着中国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大众传媒已经逐渐成为在制度化公民参与机制之外独立成长的,一种非正式的,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重要渠道.本文首先阐明了公共舆论与大众传媒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论述了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参与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大众传媒参与政策过程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新闻节目的受众参与

一、参与方式(一)受众参与新闻节目创作,实现对新闻节目的影响力在现有新闻节目中,受众主要通过在新闻现场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中。在这种参与方式中,受众虽然有一定的能动性,但从本质看,还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记者必须赋予受众接受采访的权利,受众才有发表观点的机会,而且被采访者的话在后期剪辑     

"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

大众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认为布氏“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二者之间的全部关联现象。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节目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并简略分析了各类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指出，一味地批判并不代表公允，正确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和“节目专家”，应从道德上鼓励，制度上保障。对于“传媒知识分子”，则应提倡学者及传媒自律，并从法律上保障相关制度的健全。     

传媒推动公民参与研究

传媒促进公民参与、形成管理的公共领域,是构建我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传媒呈现出参与公民的议题表达、参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推动政府部门和公民合作三种形式促进公民参与的实践状态。推进公民参与,我国传媒需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促进社区媒体建设以及建构社交媒体理性的公共领域建设。     

媒介政治与公民参与——读《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在《维系民主?》一书的理论平台上对媒体与民主这对孪生的话题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阐释了中国语境中的“媒介身份悖论,”并就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引入了一个“面向实践”的思考方向。     

大众媒体俯视效应及对策

本文讨论的是传媒的“俯视效应”。传媒人员的收入、学历、社会阅历等等总体上远高于受众的平均水平,这使得媒体在新闻选择、关注焦点、谈论话题上处于俯视状态,从而产生一种“俯视效应”。     

图书馆用户权益论

图书馆用户权利是一种法的权利,涉及物质、信息、精神的不同层面。图书馆用户权利包括平等权、知情权、隐私权、信用权和消费权等。参考文献8。     

沟通与对话:公民社会与媒体公共空间——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机制的理论基础

新媒体跨越时空的传播,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的边界,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重构。在社会关系重构中,作为公民社会发展的要素,如公民身份、公共理性以及媒体公共空间等对促进社会有机团结、推动公民社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所有这些集中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对话与沟通中。本文从中国公民社会及其特征、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媒体公共空间中对话与沟通何以可能等方面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媒体公共空间中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探讨建构公民日常对话与沟通的思想价值基础。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Use and Social Capital on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re recently, many scholars have lamented the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nd its major components. We differentiate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 full range of media use on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alysis of data from a telephone survey in Clarksville, Tennessee in 2002 showed that people's social connectedness enhances both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ime spent in reading newspaper and watching public affairs on televi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ereas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and entertainment TV viewing was not.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no correlation between media use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were discussed.     

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媒介传播公共信息的基本原则

我国信息公开条例只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暂时回避了国际法上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为完善我国信息公开制度,本文从政府义务相对方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媒介传播公共信息以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作为基本原则的理论依据及其基本内涵。确立此原则,能使媒介的发展更符合媒介运作规律和民主化社会的要求,保证信息来源的多样性,有效地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     

知情权和媒体的代表性

文章通过对知情权的界定和媒体代表性的探讨,说明知情权并非媒介所想象的理所当然,而目前媒体的代表性也值得追问,并试图寻求媒体代表公众的途径。     

文献采访辅助决策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介绍和评价了高校文献采访工作现状,叙述了作者研发的"高校文献采访辅助决策系统"的框架和思路,并抽选批量数据对系统的准确性和应用进行验证和分析,以此实例对高校文献采访工作的采选率、误差等作探讨性地解释。     

参与和赋权:中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影像研究

本文关注参与式影像的在中国社区建设中的实施与效果。研究发现:中国参与式影像实践形成了三个热点地区,在中国乡村社区建设中在社区论坛、社会纽带、社区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多重效果;参与和赋权是中国参与式影像发展的两大指标,参与式影像实践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有助于公民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