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经济学“邂逅”之后的批评与辩护

法律与经济学“邂逅”之后，在中国受到了许多责难与非议，比如，法律经济学逻辑起点具有很强的非现实性；过分强调效率而忽略了公平；总是用金钱衡量一切，而生命、健康、家庭幸福以及人格尊严等无法用金钱衡量，等等。这些批评不仅仅是弱不禁风的，而且透过这些批评的背后，我们会发现法律经济学在国内发展步履维艰的部分症结所在。     

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一次分配存在缺陷 要有效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在这方面，至少有两大不利因素：一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中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法律名存实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要意识到，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中国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表明至少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     

论西方会计中“纯法律事项”的处理方法

西方会计中“纯法律事项”是指法律上承认而会计上不承认的某些事项，而这些事项在涉及到法律关系时，又必须进行帐务处理，本文阐述了这种财务处理的主要过程，从而论证其公正性，以便中国的会计同行对此有所认识，从而推动中国的会计政策。     

论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了近百年的艰辛历程，但是仍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法律文化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在进行现代化法律规范、法律体系建设的同时，不能忽略培育现代化的民族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     

从中国法律传统看传统和现代化之争

法律传统是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具有时代准用性。中国法律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的糟粕。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超越中国法律传统。由此考察传统和现代化之争,有三个重要的启示:传统和现代化的争论要超越一般的糟粕精华论而深入到具体;对于传统的合理性和落后性要有确定的范围和明确可靠的标准;现代化的实质是西方优秀文明,尤其是法治文明的普遍化,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内容是法治化,其目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     

法律教育中的感性与理性

法律教育应当以培养法律理性为主,但是法律教育又应当是感性与理性交织的过程,其中也包含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法律教育中获得感性认识的途径有法律诊所、社会调查等途径,而法律理性包括价值理性、形式理性等多个方面。法律诊所等教学方式不仅仅是学生获得感性认识的途径,也是培养学生法律理性的途径。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培养法律理性方面的作用不可否定。中国法律教育目前还应走传统教学与新式方法相结合的路子。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东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法制深受西方法律化的冲击和影响，传统的法律体系解体了，但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法制现代化绝不意味着西方化，而应当是“西方化”与“本土化”张力的结果。     

关于法律发展趋同化趋势的思考

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主权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国家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全球化对各国的生产、金融、科技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法律领域则表现为一些方面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加入WTO后，这种趋势对我国法制有深刻影响，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并采取积极措施来回应这一发展趋势。     

选官与学律——论明代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法律素养

明代科举独设进士科,使人产生科举选拔的人才普遍缺乏律学基础的印象,然而明代科举制度的设立理念以选拔全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究经由科举入仕者的法律素养。明代三级官学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知识传授与考核制度,使士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法律基础知识。乡试、会试中判语、策等法律试题从多维考查了士子的法律素养,唯有法律知识储备与法律思辨能力兼具者才能脱颖而出。殿试策问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征询了士子们关于国家治理中法律问题的见解。部分新科进士还要到各衙门观政,通过读律、理刑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就选官层面而言,明代士子在进入官僚队伍前即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明代科举制度下官员欠缺司法能力的看法并不允当。     

选官与学律——论明代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法律素养

明代科举独设进士科,使人产生科举选拔的人才普遍缺乏律学基础的印象,然而明代科举制度的设立理念以选拔全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究经由科举入仕者的法律素养。明代三级官学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知识传授与考核制度,使士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法律基础知识。乡试、会试中判语、策等法律试题从多维考查了士子的法律素养,唯有法律知识储备与法律思辨能力兼具者才能脱颖而出。殿试策问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征询了士子们关于国家治理中法律问题的见解。部分新科进士还要到各衙门观政,通过读律、理刑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就选官层面而言,明代士子在进入官僚队伍前即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明代科举制度下官员欠缺司法能力的看法并不允当。     

“以法律为准绳”的法社会学思考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我国法律所明定的司法原则，是法治与人治的基本式别所在，强调并坚持这一原则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有着根要珠意义，但是，在法律运作过程中，宜加强对有限的法律文本以及文本与法官交互行为的法社会学考量。因为，受个性化“前见”或背景的影响，不同的法官对于有待解释的“文本”会有不尽相同或相异的看法，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法律执行的公正，因此，克服立法与司法间的张力，限定司法解释的合理范围，方能形成关于法律相对完整而客观的认识。     

对宪法价值的探讨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价值有一般与个别之分。宪法价值具有与一般法律价值的共同性，但作为法律价值的一个部分或特殊表现形式，必然有其不同于其他法律价值的特点，具体体现为：原则性与概括性。适应性与广泛性，国家性与权威性，配补性与适用性。同时，宪法也有正义、自由和秩序价值，其中正义是宪法的内在价值，而自由与秩序则反映宪法的现实价值。     

《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教学应更多地针对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法律应用,而不是从解释法律条文角度出发来理解法律的作用。综观我国高校目前的“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体系,笔者认为有以下三方面需进一步完善,以完成“法律基础”的教学目标。首先要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新的编排,现在的“法律基础”教材编排的体例一般是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法理”。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观点、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当代中国法治思想三部分。第二部分为“宪法”。包括宪法与宪政的基本理论、我国现行宪法的学方式是课堂教学,没有一定的直接与社会结合的形…     

论中国迁徙自由及其法律保障机制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探究了创建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按照从中央到地方，从宪法到部门法律、法规的层次机制构建中国迁徙自由法律保障机制的设想。     

关于在我国树立法律信仰的思考

法律信仰在现在的法学研究者中成一个重要课题,并认为有了法律信仰就接近法治社会。信仰是主观上的问题,不是外部的强制力可以达到的,因此建议在中国树立法律的信仰可以说是一个对信仰的误读。     

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西方法律制度最初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法律与宗教的这种相依相辅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法律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家的礼法思想。西方的宗教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对法律的影响造就了中西方传统法律的不同特点。     

浅析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

在法律文化系统中,法与伦理是关系到法的制度、秩序与意义的基本问题。分析法与伦理的关系,可以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类型有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团体,反映到法律与伦理制度上,体现出注重道德教化,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强制机制。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中,法律必然像韦伯所说的是“编纂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约”。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法律革命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兴起了新的法律革命。这场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体表现为两个前后相继、嬗递提升的阶段；它所表现出来的四个全新特点，为中国社会生活各领域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其实质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治型法律秩序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法治型法律秩序的革命性变革。新世纪、新时代要求当代法律革命继续昂扬理性和法治的旗帜，在中国国情下，整合中西法律文化，走出一条自主型的法律现代化道路。     

话语与权力:学界对近代西方著述中中国法律知识的重新解读

近代西方人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是研究中国法律的重要史料,其中许多观点影响到了今天学界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认识,构建了国民印象中的中国传统法律图景。近年来,国内外部分学者,不再局限于介绍这些学说,而是进一步研究西方关于中国法律"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这为国际汉学中中国法律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介绍国内和国外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状况,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研究视角的形成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当代中国道德与法律互动的内在机理

道德与法律作为两个社会规范系统，它们在起源、发展、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及实践意义上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性。当代中国的道德与法律作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它们在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及价值意义上存在极为明显的一致性。当代中国道德与法律的一致性为它们之间的内在互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互动的具体类型有两种，一是当代中国道德对法律建设的促进或阻碍，二是当代中国法律对道德的促进或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