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财产刑改良论

没收财产是财产刑中的一种,我国现行刑法在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量刑依据缺乏、量刑标准抽象、适用方式欠妥,应当进一步完善。     

外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

没收财产刑,是一种将犯罪人的私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也称一般没收.在外国刑法史上,没收财产刑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发展变迁过程.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刑法中的"没收"是保安处分性质的特别没收,刑罚意义上的一般没收基本上已经被废除.没收财产刑走向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探析没收财产的范围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一项重要的附加刑。本文从刑法、民法、刑事财产责任体系的协调、法律义务冲突、没收财产的时间等五个方面探析了没收财产的范围,以期为没收财产的立法完善起到一定作用。     

论刑事没收与没收财产刑的界限及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没收有两种,一种是具有刑罚性质的没收财产刑,另一种是不具有刑罚性质的刑事没收,二者虽然都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没收范畴,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明显的界限。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刑事没收与没收财产刑进行比较分析,并针对二者现存的问题提出几点立法完善建议。     

对我国没收财产刑的反思

没收财产刑作为一种可以剥夺犯罪分子合法财产较重的附加刑,广泛适用于70多个罪名,对重罪、贪利型犯罪及有组织犯罪具有特殊的防卫功能。但事实上当前没收财产刑正当存在的理性价值依托及实践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应进行反思。     

没收财产刑疑难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含义,应当从财产性权利、没收财产刑的刑事责任与财产刑的协调统一等几方面来界定。没收财产刑的具体执行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即没收财产刑的执行率较低、执行程序不完善、执行监督不完善等问题。没收财产刑的改革思路包括完善执行程序的法律规范、建立没收财产刑的强制措施、完善没收财产刑的监督机制。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没收财产刑的存与废——比较视角与应然选择

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刑法通常规定特别没收制度,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刑法规定了一般没收制度,我国就属后一类之列.究其本质,虽与一国法律文化传统相关,但刑法发展至今日,仍在刑法中保留一般没收财产刑,既与当代社会价值、刑罚理念、刑罚目的相悖,也存在着适用上难以克服之弊端.因而,应对我国的没收制度予以完善,从最终的发展方向看应予废除,并建立相关替代和补充制度,以与当今国际刑罚发展趋势相协同.     

没收财产不是行政处罚

人教版八年级《思想品德》(下)第74页正文第二段有这样一句话:"当其(行政机关)违法实施没收财产的行政处罚,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时,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裁决,或予以行政赔偿,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其中的"没收财产"应为"没收财物"。     

我国的没收财产刑及其完善——从历史考察到现实分析

没收财产刑作为我国附加刑种之一,主要是通过对犯罪人个人财产强制收归国有的方法,来达到刑罚的惩戒和教育功能。但由于立法的粗疏,没收财产刑在司法适用中面临困境,执行情况也不理想,且缺乏监督主体。应完善没收财产刑相应立法和执行制度,强化相应监督,兼顾各方合法利益,达到刑罚应有的效果。     

论我国财产刑的执行困境及其解决途径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财产刑判决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主要表现为空判率高,执结率低。这严重影响了财产刑遏制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财产刑的执行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造成执行难有立法、司法、执法和人文等方面的原因,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根治这一顽症。     

论明代的赃罚制度

对犯罪人科处赃罚是古代中国制裁犯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虽然不属于封建制五刑，却被广泛适用。明代的统治者较前代相比，更加注重以对犯罪人科处赃罚的手段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明代的赃罚制度十分健全，主要包括明确规定赃罚处罚方式的适用范围、对赃罚进行专门的管理、明确赃罚的支用事项和严格主管官员的法律责任等方面。     

刑罚目的论

刑罚目的在刑罚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对于刑罚的创制与适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西方的刑罚目的理论源远流长,大致可以分为报应刑论、目的刑论、折中刑论。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争论及评述较多,无论是公正惩罚的刑罚目的、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或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刑罚目的,都有确立我国刑罚目的之借鉴之处,单独取任何一个作为刑罚目的都不够完全。我国应该有的刑罚目的是公正惩罚犯罪及预防犯罪,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     

论非监禁刑政策中的人权保障价值

非监禁刑政策对罪犯人权保障的体现是间接的。从刑罚目的或价值取向上看,它较监禁刑政策更有利于罪犯重返社会,它重点体现了对罪犯发展权的保障。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大量关于非监禁措施的内容,这些内容将对我国的非监禁刑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我国非监禁措施总体调整与完善的基本思路是:扩大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在我国的适用,改革现行的非监禁刑执行体制,进一步实现与联合国有关非监禁刑规则的接轨,改革和完善非监禁刑罪犯的外出制度。     

从刑罚人道主义看死刑

死刑存废本身不能表明一国的刑罚人道与否,笼统的讨论死刑存废是基于刑罚人道主义的考虑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仅仅是出于刑罚人道主义的考虑的话,一个国家有权也应该根据国情选择保留或者废除死刑。当然,由于死刑的严厉性,如果规定和适用不当,更容易引起违背刑罚人道主义的情形,因此各国对于死刑的规定和适用都应慎重。     

知识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定位

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已得到确认，但对于民法典中是否应包含知识产权法的内容，知识产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是何地位等问题，还存在不同认识。通过疏理有关线索，应对知识产仅作为一种财产权实现正确的定位。知识产权属于广义上的无形财产权，无形财产权的体系包容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无形财产权体系呈现零散、各别的特征，难以加以整合，知识产权在其中应以独立的特别法的形态得到体现。那种把无形财产等同于知识产权的观点值得商榷。     

网络空间中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规制

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均无法为盗窃虚拟财产行为规制提供一揽子方案。我国学者将虚拟财产分为三类。账号类虚拟财产可以作为计算机信息数据,盗窃货币类虚拟财产可以用盗窃罪进行处罚。盗窃物品类虚拟财产行为如何规制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物品类虚拟财产不是刑法认可的财产性利益,但针对其进行的盗窃行为损害了用户对网络服务的信赖利益,该利益受到了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认可,也符合网络空间运行的诉求,待时机成熟,可以制定专门刑事法律对此进行规制。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犯罪

知识产权源于18世纪的德国,中国大陆起自20世纪70年代。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法律确认的知识产权的范围也存在差异。在我国,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债权和人身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具有自身的特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共规定了7个具体的犯罪。构成知识产权犯罪必须具备四个要件。界定了知识产权犯罪的必备条件,对于我国加入WTO后,司法机关应对知识产权犯罪活动,追究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