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的情爱伦理叙事

严歌苓钟情的情爱叙事大多是超越常规的状态,取材总显现异于常人的视角和笔触,这种叙事并不在于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而在于取消了道德归罪的价值审判,揭示内心隐秘的潜藏和人格深处看不到的秘密,这些潜藏和秘密也许只有在极致的环境和关系中才能显露出来,无限制的人性超越了道德的律令。严歌苓的情爱书写并不在意写男女之性,越界的往往不是人物的性爱关系,而是人物的心理情感。性与人性错综复杂的联系拯救了严歌苓的小说没有走向“身体写作”,没有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反而,严歌苓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理解“生命多样性的可能”,为我们在超越普遍道德伦常之外看到了更丰富的伦理叙事。     

论悲悯与共通感——兼论基督教和佛教中的悲悯意识

宗教之所以为人接受,在于它的悲悯品格。悲悯产生的原因在于:个体人有一种无可释怀的追求与那宇宙终极实在合一的宗教性形而上学冲动,在这种追求宗教性形而上学冲动的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冲突,由之而体会到人类生存的普遍性苦难与悲剧性命运,故悲悯其实是对整个人类之无法排遣的悲剧性命运的悲悯。悲悯根植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中,属于人的"共通感",人通过悲悯而体悟到他的群体性。宗教信仰赋予悲悯以实践的品格,即救赎之爱意味着宽恕与牺牲。     

寻求两性存在状态的“平衡”——论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情爱叙事

文学的发展水平与人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同步。王安忆在现代情爱的背景下,反叛与超越政治伦理叙写,开掘人性因素,追问和探询两性生存状态中的平衡和谐之道。在男性与女性的情爱世界里,王安忆宽容地放纵女性的欲望,温情地宽恕男性的怯懦,既摆脱了传统叙事模式的窠臼,也洞穿情爱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表象,直指人性最隐秘的情感,体现了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     

论散曲中的情爱观

情爱题材散曲在元朝特定的社会思想风潮中兴盛,并在明清时代接续传承,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赋予其与传统情爱题材诗词不同的情爱观。散曲作品中追求情爱时大胆而自然的表达、享受情爱时真实而美好的抒情、感情生活受阻时的怨恨与决裂、突破重围争取美好婚姻的呼唤,都显示出其与传统诗词高雅含蓄之美截然不同的世俗化的审美追求。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诗学

金庸小说在武侠叙事之外,还有一个言情叙事的存在。其作品通过言情叙事来彰显人的生命价值,从情爱本质的拷问中展示人性的复杂与深刻,情侣们携手江湖还表现了金庸小说对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小说中丰富的言情话语已经构成情爱诗学。     

从放纵到无力——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情爱叙事

20世纪90年代之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情爱叙事展示出知识分子爱情的各种可能性状态,及其中所包含的意义探寻的过程。通过各自的文本,朱文、韩东、李洱、北村描绘出"性"万能、"爱情错位"、情感的"无力"与"淡漠"、"诗性之爱"承担终极价值的无力等场景,这表明客观的"知识"体系虽然参与了知识分子爱情的发生机制,却丧失了提供自明而普适的伦理价值观的能力。这一时代的情爱叙事折射出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取向的迷茫与焦虑。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悲悯情怀

汪曾祺是一个保有赤子之心的平民作家,《鸡毛》《辜家豆腐的女儿》《黄油烙饼》等作品,关注人在卑微中的生存、落魄中的温暖,揭示旧时代百姓无从解脱的苦难境遇,蕴涵着作家真切而深广的悲悯情怀.汪曾祺对于旧时代民俗风情的表达,激活了民族传统在今天的生命力.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论王小波的悲悯情怀

王小波对人世间的苦难和荒谬进行了彻底的反讽,在其作品中展示出超然的价值境界,充满着光怪陆离的奇异色彩,同时折射出王小波对现实人生独特而普遍的体验,一种深刻的忧虑与关怀,他体味着对生命和生存中的真味、真源和真义,并因此产生悲悯情怀.     

论王小波的悲悯情怀

王小波对人世间的苦难和荒谬进行了彻底的反讽,在其作品中展示出超然的价值境界,充满着光怪陆离的奇异色彩,同时折射出王小波对现实人生独特而普遍的体验,一种深刻的忧虑与关怀,他体味着对生命和生存中的真味、真源和真义,并因此产生悲悯情怀。     

论萧红小说如诗如画的叙事特征

如诗如画的叙事是萧红小说整体上最为突出的叙事特征。爿卜才自然景物与杜会生活有着异常敏锐的画面感;并拥有出色的意象营构能力。     

留学生小说的悲悯感与跨语际实践问题--关于《纽约客》叙事视野的一种解说

《纽约客》叙述一幕幕中国人出国求学和旅居故事，叙事视野面向世界，具有跨语际实践的现场逼真性。那令人叹惋的留学生形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台湾大学生在北美开拓生活空间的艺术表达。他们的心理困惑象征“跨文化对话”之不易．也一定程度地代表着东西方语言文化中介人的“横向存在性”。白先勇的留学生小说是一种悲悯心理的释放，对拓展中国文学题材空间有实证意义，对理解中国社会开放的必要性．对纠正传统文人的地域文化观念惰性，也都有价值。     

戴着镣铐起舞——解读《红日》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这样一个文学叙事放逐男女情爱的文学年代中,长篇小说《红日》与同时期同题材文本相比却存在更大篇幅的情爱叙事。《红日》中的情爱叙事不仅在文本中占有很大篇幅,涉及人物众多,而且也没有完全遵从主流叙事成规而放弃艺术表达的个性。小说中对“家庭”的重建,满足了那个文学表达中“家庭”缺位的时代的人们对“家庭”这一私人化空间的想象和认同。它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些游离于英雄群像之外的个性鲜明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从叙事学对其考察时,我们又发现,隐蔽的叙述者使叙述权威降到了最低,而接受者却拥有了更多的再创造和不断阐释的空间。叙述中的跨性别视点和对“雄化”修辞的悖离,则更大程度上还原了女性具有独特个性又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     

论萧红小说的底层叙事

萧红的作品,以低处向上看的体恤情怀,始终聚焦在穷人和妇女身上,她完全自觉地站在受难的穷人和妇女一边,控诉社会的不公。此外,她在批判底层民众的愚昧麻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底层的人生。展现了沉重的社会悲剧以及历史惰性之源。她的小说所展示的底层生活不是一个阶层或个体的命运,而是民族历史的性格和命运的投射。     

论元散曲情爱作品中的进步观念

元散曲中的情爱作品将爱情从礼教的束缚和人欲的潜层中释放出来，并把它看作是人性自然而然的要求和美满婚姻的基础，将妇女看作是渴望爱情而且值得拥有爱情的一群。本将元散曲中的情爱作品放在中国封建传统化与俗化剧烈冲撞的大环境中，并结合社会历史化以及元代人心态来探究元散曲情爱作品在恋爱、婚姻、妇女待遇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进步观念。     

论毛泽东诗语中的情爱美学

一、爱情诗与道德政治理想中国的古典爱情诗从《诗经》始即漾溢着摇曳多姿的人生观态度,与西方爱情诗的迷狂热烈,甚至充满着性恋的直露和渴慕不同,中国古典爱情诗独异的审美品格是含蓄内敛和现实主义的,虽然它也不乏浪漫的情怀.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爱情从来不是理想的,不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它总是意味着对所爱对象的占有.”这无论如何是片面而武断的.不要说中国古代大量的民间爱情诗和文人爱情诗,甚至帝王撰就的爱情诗当中,在含蓄和现世的     

细绘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结构图——评《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

情爱是人类最持久、最激烈的情感,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情爱本身的载体--身体,不可能直接进入公共领域,必须经过各种象征体系、符号系统的再现与表现才能被里现、被言说.     

论曹雪芹的情爱观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充分阐述了他的情爱观,他推崇人间真情,肯定了人的正常情欲与性欲,甚至承认同性恋也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生情缘,各有分定,每个人都有权寻找适合自己的配偶,"错配"往往容易导致婚姻不幸。他对勇于追求真爱、敢于以生命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人充满了赞美与歌颂。     

浅析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悲悯情怀

如果我们对地球上的生物圈建立“悲悯”这样的理解模式,人类就不会盲目地自我崇拜和自我膨胀,也能对人类自身的缺点、过错有一种温柔的谅解。可是在我们的学生中缺失了这种可贵的情怀,导致缺失的这种情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通过语文课堂的有效引导、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等多种途径去激发学生的悲悯情怀。     

论布莱希特的情爱与创作

布莱希特与女性的交往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引人注目,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艺术家的性爱与创造力的关系,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同他爱的能力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艺术家和他身边的女性互相辅佐和激励,共同展现个体生命和外在世界的厚重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