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真定、东平为早期元杂剧中心地说质疑

不少研究元杂剧的学者依据早期元杂剧作家的籍贯以及所谓的“戏曲文物”,认为平阳、真定与东平同大都一样都是早期元杂剧的中心地,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既没有发现早期元杂剧作家在平阳、真定与东平从事过杂剧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能证明这三地是早期元杂剧中心地的文物。从相关的文字记载看,元杂剧是从大都兴起的,而且不少早期元杂剧作家都有在大都活动的迹象,因此大都才是元杂剧的初兴地与早期中心地。平阳、真定与东平三地对元杂剧的贡献,仅在于其优越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文化氛围极有利于杂剧作家的成长从而为元杂剧培养了大批作家而已。     

论元杂剧叙述口吻的确立与成型

元杂剧采用“代言体”作为叙述口吻,是在诗、词、曲以及诸宫调等艺术形态的代言叙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受到当时说唱艺术所采用的“叙事体”的影响,从而使其叙述口吻存在叙事体和代言体相互融合的特点,并且在叙述表达中,有明显的“口吻进入”过程。这既保留了元杂剧叙述口吻演化的痕迹,也标志着中国古典戏曲叙述口吻的成型,从而确立了不同于西方戏曲的叙述模式。     

浅议元代文人地位变迁与元杂剧繁盛之间的关系

元代以前的文人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一举成名,飞黄腾达,因此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尊重。到了元代,朝廷78年不开科举,文人被抛离既定的仕途轨迹,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因传统文化的解体而引起的心理错位和信仰破灭,更让文人墨客们无所适从。但元代文人并没有为身份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沉沦,落魄的文人发现了他们的疗伤圣药——元杂剧。大量文人加入到元杂剧的创作队伍,使得元杂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迅速流行于元代社会,元杂剧进入了繁盛期,并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     

市井文学框架与诗骚抒情传统--论元杂剧三国戏的美学风格

从戏剧美学的角度观照 ,元杂剧三国戏中有典型的英雄悲剧 ,也有真正的英雄喜剧与歌颂喜剧 ,并且能悲中寓喜 ,喜中有悲 ,具有悲喜交集的美学风格 ,这是那个时代士人群体沉郁苦闷的人生悲剧借助历史人物的心理宣泄 ,是元剧家们在沉入社会下层的人生境遇中所吸取的民间三国故事中孕含的富有理想色彩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艺术投影 ,是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碰撞的火花在元代文化土壤结出的艺术果实 ,这种美学风格大大扩展了元代三国戏的审美张力 ,也增加了其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     

论元代文人与元杂剧繁荣的关系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杂剧作为元代文学的光辉代表,能在金元之交迅速崛起并在很短时间内进入繁盛时期,它的产生与繁荣除了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外,还和元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整体环境分不开。它的繁荣原因始终是学术史上的焦点问题之一。这几年学者逐渐把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元代文人与元杂剧兴盛的相互关系上来,并在长期的论争过程中形成一些共识,明晰地认识到书会才人组成的作家群体及由这些群体和杂剧艺人结成的巩固同盟,才是元杂剧走向兴盛的决定性条件。本文将从这方面作为切入点,去剖析元杂剧繁荣的原因。     

菲勒斯中心语境下“母亲”的边缘化设置——再论细侯与美狄亚的“弑子”情结

《聊斋志异》中的细侯和《美狄亚》中的美狄亚的"妓女"和"巫女"身份的设定,透射出女性形象在男权社会的异化现象。女性正常心理欲求被剥夺,成为传统父权价值体系下的"他者"。女性被定义为是肉欲、疯狂和非理性的,必然成为大部分反叛者。女性的性特征被曲解,男性出于恐惧将女性恶意丑化。女性作为男性的附着物和寄生者的生活常态一旦被打破,她们就会由温柔、美丽、顺从、贞洁、无知、无私的"天使"堕落成淫荡、风骚、凶狠、多嘴、丑陋、自私,不肯顺从,不愿放弃,不恪守妇道的"妖妇"或"魔鬼"。细侯与美狄亚的"弑子"情结和模式等于把母亲身份再现为危险,"母亲"完全被边缘化。     

论体育活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大学生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才能承受与调节激烈的学习压力与就业压力,才能真正融入社会。文章通过运用问卷调查法和社会测量法收集数据发现:大学生体育人群和非体育人群在个性和心理方面有着不同的特点,大学生心理健康在体育教学中的结合是集体适应。     

论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关系

通过笔者对北京市 10个区县的百余所中小学活动课程实施现状的调查结果来看，无论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一线担任活动课程的教师，相当多的人对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关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在实践中，一些人混淆了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区别，即把学科课程的一套做法照搬到活动课程的教学之中。如何正确看待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关系呢 ?　　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一、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区别 　　在实践中，由于学校的主要领导和担任活动课程的教师没有很好地把握活动课程以及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     

论汉大赋的形成与写作主体的关系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赋在汉代成为主流文体,一时间蔚为大观、彬彬大盛,这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关,更与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写作主体生存状态、生活现实提供给作家的写作客体以及写作主体驾驭写作载体的才能相关。     

风流千古人琴俱存--汉晋之际的士人与琴的关系之探讨

传统社会的诸多乐器中 ,唯有琴“不入歌舞之场”,“不杂丝竹拌内”,仅限于文化人中流行 ,是士大夫身份的重要标记 ,而汉晋之际则是琴与士人之关系结合最为密切的阶段。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发掘琴的文化底蕴 ,探讨汉晋之际士人与琴性命相托之关系 ,揭示其人琴合一所凝聚的永恒魅力     

汉晋时期的状研究

状是早期中正品第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源流实与汉末乡里清议的品题一脉相承。状通常是简短几字的评语,对于选官的参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如能获得好的状的评语,对于仕途晋升是极大助力。曹魏时期,状在选官参考中尚有一定作用,有着良好的评语对仕途晋升是极大助力。西晋以降,家世成为品第高下的主要根据,状就变得徒具形式。从状之嬗变可管窥九品中正制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演变的考察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演变问题向为人们所关注。依据考古材料和献史料对此进行分析，可知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构成和铁的材质都基本相似，因而以二犁的差异去说明两个时期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演变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无法令人信服。     

论金末元初北方儒学复兴——以山东东平地区为例

金、元之际,在严实父子统治下的山东东平地区,是北方儒学复兴的重要阵地。严实幕府官员大力兴办府学,为儒学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府学儒师多为金末儒士,他们重扬儒家传统精神,重视对经学与道德教育,遂使东平学风为之一振。同时,当地民间学者也在自觉地开展理学活动,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

牛王被称为“广禅侯”者，不只临汾市魏村牛王庙。关于广禅侯的来历，见诸正史的是宋真宗到泰山封禅时所加号的“亭山神庙”，但是否与牛王有关，有待确证。种种迹象表明，被封为“广禅侯”的牛王，很可能是传闻因医治宋兵战马有功而被宋徽宗加封的阳城县山头村牧医常顺，后来被进一步神化和衍化。在元代的山西，大量广禅侯庙的建立，与普通百姓崇拜牛王的心理有关，而更深层的原因则与元代统治者强有力的劝农措施密不可分。     

汉唐异同论

从秦汉到隋唐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体制经历了从建立、巩固到瓦解、重建的第一个循环。后世每以汉推并称 ,实则两朝的历史进程既有惊人的相似 ,又有内在的连续 ,更有显著的差异。其断续异同之间 ,蕴含着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某些特点及规律。     

汉晋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农业开发

吐鲁番地区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早在史前时期就有农业活动。经过汉代大力经营,该区农业获得迅速发展。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政权统治该区,使得当地农业继续发展,并取得卓越成绩。汉晋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农业的发展持续不断,既有政府组织的屯垦,也有民间的私垦。该区农业的开发为吐鲁番地区文明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比较研究

家学肇端于先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昌盛。由于时代的变化,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家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家学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家学内容由专经而博通,教育对象由开放而封闭,家学主体由单一而多样。此外,两汉家学为官学的有益补充,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学则成为世族文化教育的主体形式,承担着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任。     

两汉魏晋南北朝宫廷绘画考略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画家大多散落于类似国家图书馆的秘阁之中;其主要职责是满足当时的政治统治需要,起有道德上的教化作用、政治上的表彰宣传作用、政治信息的传达作用;其艺术风格表现为写实性画风。两汉魏晋南北朝宫廷画家的地位呈现从高到低的倾向。通过对汉室以来至魏晋南北朝宫廷绘画的考察,可知隋唐时期延续了这种画家散落于各国家机构的特点,直至五代时期的画院出现,才有力地改变了这一局面,从此中国宫廷绘画的历史得以改写。     

试论社会心理因素对两汉之际王朝更替的影响

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统治危机日甚一日,一股厌汉的社会心理普遍在社会各阶层中滋生和蔓延开来,并成为汉新王朝实现禅代的重要因素。然随着王莽改制的失败,遂又引发了社会各阶层思汉的社会心理,并最终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