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政治思想异同考——兼论墨家十论对儒家思想的承继、抵制与创新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在政治思想方面同中有异,异中存同。特别是墨家十论对儒家思想在"天"、"命"、"鬼"、"神"、治国选材、仁爱同类、攻伐、礼乐、丧葬等诸方面都有所秉承但又独具特色,总体言之,异大于同。儒家在"敬鬼神而远之"的倾向于无鬼神的观念、主张国家统一、保持适度礼乐等方面优于墨家,而墨家在兼爱全体之人、驳斥非正义攻伐、主张薄葬短丧、反对礼繁乐杂等方面则更加契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论墨家学说的宗教思想

墨家思想的核心是提倡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兼爱”,这一核心观点贯穿墨家学说的各个部分,“天志”、“明鬼”与“非命”都是达到“兼爱”的手段。本文通过对这三者的分析,指出墨家学说具有宗教性,但本身并不是一个宗教。     

天志鬼神皆人意——从墨子《天志》、《明鬼》看其鬼神论思想的实质

墨子在儒、道等先秦诸子淡化鬼神的春秋战国时代,大谈天志鬼神,是有其内在实质的。鬼神论思想其实是社会动荡转型时期实现墨子兼爱、非命理想的政治策略,这种思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迷信,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世俗民众。他的天意鬼神实质就是民众意愿。     

先秦儒墨礼乐之争——以孔子、墨子、荀子思想为主线

先秦之礼乐殊途而同归,都是由原始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赋予了宗法等级性质。这种性质内化于人心是先秦礼乐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先秦儒墨两家围绕礼乐的论争便是围绕这一线索展开的。儒家从统治阶级的角度出发,认为宗法等级是自然之理,应当强化相应的内在情感,同时也强调内在情感重于外在形式;墨家从其平民立场出发,主张改进葬礼、取消礼乐的宗法等级性,但囿于天、鬼观念又不能完全抛弃礼乐的外在形式。儒墨礼乐论争的焦点在礼乐宗法等级性的存废问题和情感与仪式之间的矛盾两个方面,它们各有所得,对礼乐和礼治思想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从大实践境域看道家思想及其与儒家、墨家思想的异同

大实践的境域融贯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与全面发展。重视自然、人与社会历史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地互动、互生,就应反对以纯粹性、本源性和绝对性的名义将自然、人与社会历史形而上学化。道家哲学所法之“自然”,恰恰就是脱离人和社会历史的“非常”之“道”,是没有文明与文化肉身的绝对和纯粹,是抽象的生化与超越之“一”、无何有的“无”、无法理解且不可言说的“玄”。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原始、抽象、虚拟的统一,引发出了道的绝对性和现实差异的相对性、本体论的绝对主义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之诡辩式结合。走出道的形而上学的偏颇,撷取其尊重自然成分的道家思想与儒家重做人、墨家重社会的创见在当代文化思想建设中具有现实的互补作用。     

论墨家的死亡观——兼及墨、儒、道死亡观之区别

墨家对死亡问题的探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采取了一种实用的经验主义方法,重在对死进行效用性的实际考察。墨学虽倡导人们对死取纯理智的态度,但与时下许多论者的看法不同,墨家充分注意到死亡过程中人的情感问题。墨家特别反对人在生死问题上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推崇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死观。     

“仁爱”与“兼爱”的分立——儒墨异同疏解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无疑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儒墨作为先秦时期具有积极入世倾向的两大显学,针对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都开出了自家治世的药方,两家都认为社会的病因是缺少爱。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以"仁爱"与"兼爱"为中心,两家构建了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今天,重新反思儒墨之争,能够对未来文化的发展提供某种历史的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武术——儒家、道家、墨家对中国武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并与中国武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彼此借鉴、共同发展。从儒家的＂仁爱＂观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思想,墨家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精神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国武术的深广影响,彰显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弘扬中华文明。     

墨子对礼乐传统的反思——兼论儒墨对礼乐态度的异同

礼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墨子熟悉儒家的礼乐传统典籍,对礼的态度与儒家有联系,更有明显区别。其联系在于他并不反对有益于治理社会的礼,其区别在于他主张节礼。他在反思西周礼乐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非乐""节葬"等主张在内的节礼思想。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春秋时期,儒墨两家同样出于现实关怀而反思礼,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儒家力主"克己复礼",回复西周礼乐之大统;墨家则反对一切繁文缛节,主张"背周从夏",走上了"节礼"的道路。     

墨与侠——兼论墨子对中国文化之影响

墨子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汉代就衰落不显了。其实,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承继者。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道,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论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兼评李约瑟对儒家思想的偏见

本文对李约瑟所持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与负面的观点提出了反批评。认为传统儒家积极参加了中国古代四门主要的学科研究;其思想方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李约瑟对儒家思想的偏见,在于将儒家思想在某个历史时期的表现,视为儒家思想对整个科技发展作用的主体;加之其学术背景的限制,也导致他对儒家思想持否定的态度。     

王岱舆的孝道思想——兼论其与儒家孝道思想之异同

孝道思想是王岱舆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明清回族“以儒诠经”的第一人,王岱舆的孝道思想体现了兼收并蓄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特点。文章对王岱舆孝道思想进行阐述,揭示王岱舆孝道思想的二重性,并以此管窥王岱舆“以儒诠经”为伊儒两种文化交流与对话做出的重大贡献。     

论先秦儒家忠德思想的创建与整合——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中心

先秦儒家忠德思想的创建与整合是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孔子认为,忠德的基本内涵是忠恕之道,是“爱人”,是“情之尽也”,是“众德之基”;忠德具有平等性和互惠性;儒家忠德是智慧之忠,而非愚忠。孟子认为,“忠”就是“良知”;忠德具有层次性,“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做到“寡欲”和“尽心”。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忠德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内涵是忠信和善;忠德在道德实践中可以分为大忠、次忠和下忠。在先秦儒家忠德思想的创建、整合和实践过程中,孔子、孟子和荀子为儒家忠德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世忠德思想的成熟拓展了广阔的道德思想史空间。     

试论民族融合对文化思想的催生与繁荣——以古中山国为例

古中山国虽然是战国时期由白狄所建的国家,其文化思想却带有深刻的儒、墨色彩,而考古所见的种种器物又表明其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这种杂糅的文化面貌为我们研究民族融合对于文化的影响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孝道说略——兼论先秦儒家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中国人倡孝、讲孝、崇孝、尽孝,是千百年的传统。孝最初的含义跟＂慎终追远＂的祭祀有关。《诗经》中出现了数量可观、主题比较鲜明的孝亲诗篇。孔子对孝的观念进行了理论提升。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论。曾参重孝,是沟通孔孟之道的关键性人物。对先秦孝文化,我们应持基本的肯定态度。     

天人关系的重建与原始儒家的终结——论荀子思想的人本向度

天人关系是先秦诸子立论的基点,作为原始儒家思想的总结者和终结者,苟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对天人关系作出新的整合,在这一根本前提下,无论是从道德主体的构建、伦：哩角色的确认方面,还是从制度化生存的实现方面,人的主体性价值都得到了伸张。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兼论江泽民同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思想

面对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强化提高人们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的功能,增强全面开发、挖掘人力资本潜能的功能,注重为经济建设营造稳定政治环境的功能,提高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这些方面,深刻体现了江泽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思想.     

欲望的美感与窘态——兼论先秦儒家思索与处理情欲问题的文化意义

先秦儒家以“礼、色兼美”与“礼、色之争”的思想主题分别释读《周南·关雎》与《汉广》篇,证实了先秦儒家对情欲等问题极为关注并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和处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欲望的美感与雅化、情欲的窒限与困境等。这些思考也凸显了极为重要的文化意涵和现实意义。另外从“礼、色”关系的角度也可以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儒家诗学理论做多层面的解读。     

人言穷尽之处，天言开启之时——论道家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照

"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分;同样,言也有"天言"与"人言"之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人言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其穷尽之处,此时正是天言开启之时。道家尚"自然",主张受教育者顺应自然,实现自我观照。用其提出的不言之教、注重人文关怀、一切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等思想来观照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