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空掷物侵权责任认定

高空掷物侵权作为民法中的特殊侵权行为,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其行为主体的难确定性,导致对该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形态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对侵权责任形态的构成要件以及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界定,认为在该侵权行为的责任认定上,应当适用公平原则,由建筑物的相关使用人共同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责任形态为分担责任。     

刍议法院之友

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有时会遇到某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专业性问题是法官们所不熟悉的,需要借助于掌握特定知识的专业人士才能形成对事实甚至法律的进行认定。在美国,这些专业人士被称为“法院之友”,他们广泛参与司法活动,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法官更深刻地理解案件,协助法官形成相对公正的判决。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构建研究——基于13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构建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人社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13个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提取职业类型、法律依据、维权方式和调解结果四个维度的特征信息,发现调解制度建设需求聚焦于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和加班薪酬三个层面。基于此,建议完善法律政策以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落实劳动合同的有效性和规范性,兼顾理论和实践的复合思路助力加班事实认定。     

品格证据在婚姻纠纷诉讼中的适用研究

和谐婚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面对司法实践中多发的婚姻纠纷诉讼,引入品格证据,发挥其潜在优势,有助于提升事实认定真实性、保障当事人权利以及弘扬正确家庭观。基于我国目前面临的相关品格证据立法领域缺失、审判者自由裁量权规制以及当事人隐私保护等挑战,探讨合理构建婚姻纠纷诉讼中品格证据适用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品格证据适用于婚姻纠纷诉讼,应明确目标,注重遵循合法性、客观性、保密性和教育性原则,划定品格证据的适用范围,明晰取证形式和采信标准,采用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相结合的方法,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纠纷审理模式。     

刍议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冲突问题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即法官断案是否可以放弃客观事实而只依据有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本文通过对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阐释与对比,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相应的观点。     

法律推理从现实到设想转向现实到现实的研究

实践中的法律推理必须注意到形式逻辑运用于法律适用的局限性,由于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习惯的差异性,法官难以在一次推理中以两个前提为基础做出终极性推理并依此得出裁判结论,通常要对推理的过程和结论进行反复检验,以确定其中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法律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在过分注重形式理性层面的时候,会弱化对实践理性的兼顾,使得法律推理在法律规范的理解上缺乏应有的深度,尤其是复杂案件中适用法律规则的多重选择性及结论的非唯一性上,都决定了法官需要在事实与法律之间往返流转,必须通过反复适用法律推理才能获得妥当的裁判结论。     

英美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探析

英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采用"事实原因——法律原因"双层模式,第一步,在事实层面考察原因存在与否,其认定基准有"but-for"公式和实质标准。第二步,在事实原因存在的基础上,对原因进行法律规范上的判断,其判断基准有近因说、预见说、刑罚功能说。较之于大陆刑法的相当因果关系、客观归责,发现两大法系刑法因果关系认定逻辑一致,即均遵循"归因——归责"的思路。而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之"必然说"与"偶然说",哲学痕迹浓厚,且未区分事实与规范、归因与归责,导致理论与实践分歧严重,应予反思,两大法系刑法因果关系共通的认定逻辑应是我国思考的方向。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的限度在法学理论学界和司法实践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主要以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来研究正当防卫的限度及特殊防卫权。这对如何认定特殊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运动自甘风险的价值考量与司法适用 ——基于《民法典》1176条

《民法典》1176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自甘风险原则,为解决体育运动中人身损害的侵权案件纠纷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具体而言,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为文体活动领域,其主体上只有其他参加者可以借此作为抗辩事由,方式上作为免责事由排斥公平责任、与有过失。由于受害人同意的部分功能被自甘风险替代,以及受害人同意在当前体系下的诸多制约因素使其没有得到立法确认,这些立法选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前的很多争议。然而对其在体育运动中的研究仍处起步阶段,条文中的“一定风险”“文体活动”以及对过错程度的认定等仍存在一些争议,实践中可以通过强化法官裁量权,借助指导案例解释疑点,同时发挥专业力量解读运动规则,强化体育理性人理论对过错认定的作用,从而明确立法释义,助力司法释疑。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的再界定

本证与反证的概念分类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从通说划分的主要标准证明责任来看,有着逻辑上的固有缺陷,依靠此种分类划分片面强调了证据静态分类而忽视了司法证明过程中证据的应用,其本身追求的学理价值以及实践意义并未达到概念本身构建的目的,值得我们反思.     

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认定 ——兼评"刘某某诉张某某返还借款纠纷案"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着法官.就夫妻离婚时,夫妻婚内负债何种情形属于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了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补充规定.然而,上述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把握夫妻"共同生活"这一本质属性.以司法实践判决作为例证,就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夫妻单方负债时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作深入讨论具有相当现实意义.     

片面帮助犯研究

片面帮助犯在刑法理论和实务中备受争议.在对片面帮助犯的成立、不作为的片面帮助犯以及片面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后建议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增设片面帮助犯的相关规定,以适应司法实践之需.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实践中 ,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 ,我国诉讼证明中的最高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即高度盖然性 ,法官通过采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对已有的证据作出评判 ,因证明标准具有的特征 ,使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弄清认定证明标准及其依据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的对策研究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创新性地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弥补了生态环境破坏后法律救济的缺陷,但该责任在适用上存在诸多困境：一是目前有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规定较少;二是生态环境的损害事实认定存在困难;三是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不明确;四是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不健全。对此,需要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立法、健全环境损害认定和评估机制、明确生态环境修复的目标以及健全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     

法律推理之大小前提建构进路

由于现实社会与法律现象的复杂性,法律推理涉及相当复杂的技术性问题,从一般事实命题到法律事实判断,既需要提炼一般规则,又需要建立针对性规则和分类范畴,以适应各种个案事实。此间,法律规范适用与法律事实确认不是一蹴而就的。法律推理关乎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对法的正当性拷问以及对于法律逻辑自足假设的反思,昭示着法律活动不再限于一个封闭的环境,实践理性具有填补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方法带来的现实不足,体现了事实、规范、价值判断与逻辑推理的群合。     

浅议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应该仅限于在行政处罚等行政处理程序中作为依据使用,不应直接作为刑事诉讼定案的根据。行政机关在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由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诉机关即使为了说明有关专业性问题在法庭上出示宣读事故调查报告,法官也应该积极行使对事故调查报告的审查权,对其内容进行实质审查。     

浅论两大法系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普通法系近因理论和大陆法系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兼收并蓄,探究以近因说中可预见性规则为主,以相当因果关系中的可能性(盖然性)规则为辅来认定因果关系.     

论事实劳动关系的界限

事实劳动关系的研究一向是劳动法研究的重要领域,就其界限认定的问题,理应置于理论和实务的两个面向展开。排除无效说的同时应确定事实劳动关系作为概念的具体范围。针对两个最高人民法院答复的研究,发现应在法律解释的角度关注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界限问题,而扩张概念的深层原因在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救济性,或是劳动关系之外的救济困难。最后得出结论,为避免概念和体系的混乱,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或设计新的保障体系。     

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研究

评价是基于实践的价值关系判断活动.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要利用评价提高质量已成为国内外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共识.审视当前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呈现为以提高教育效率为目标的功利化导向.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评价需要继承现有理论基础,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价值导向,实现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统一、一元取向与多元取向相统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形成能够适用和解释我国大学生领导力教育情境的评价模式.     

法院调研成果转化的思考

法院工作应当与时代发展节奏共搏,时刻把增强司法公正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度作为目标,这将对审判工作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促进法官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加强理性思考,不断创新以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走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道路,从法律正确实施、保证公正执法的角度加强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领导决策提供详实有效的依据,全方位实现公正执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