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纯诗化写作“与中国新诗

尽管“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直是诗人所难以企及的,而且,由于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差异,“纯诗”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就势必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现代诗人对“纯诗化写作”的追求还是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梳理“纯诗化写作”在中国的介入、生成、本土化以及其显隐的发展过程,不但可以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肯定会为反思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中国化“纯诗”：一次艰难的文化之旅

“纯诗”是“性灵”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追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不言”的至高审美境界,纯粹美的艺术理想。20世纪中国诗歌在法国象征主义“纯诗”那里找回了自己民族纯艺术传统的文化记忆,目的却多在寻找合乎现代性要求的、新诗形式建构的多种可能。中国化“纯诗”的时代命运表明,新诗回归文学本体之路,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一次颇为艰难的文化之旅。     

完全右F—纯幺半群

本引入了绝对Ｆ－纯Ｓ－系的概念，将完全右内射幺半群扩到完全右Ｆ－纯幺半群，讨论了绝对Ｆ－纯Ｓ－系的性质，得到了完全右Ｆ－纯幺半群的“理想”刻划。     

20世纪40年代与"纯诗"的综合化

“纯诗”的综合发展是中国新诗发展吏的一条主线。这种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纯诗”首倡之时即已建立,到40年代表现得更加自觉和明显。以袁可嘉、唐湜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明确强调建立平衡的诗歌美学特征,在诗歌主题内容方面采取宽容综合的态度,试图建立纯诗的“高度综合的性质”和“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走出了一条更具民族性和现实性的“纯诗化”道路。     

论李金发诗作“纯诗”品格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中，李金发的创作成就是比较的。李金发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和理论的影响，他的诗作表现出强烈的“纯诗”品格。具体表现为语言形式的沟通古今中西，打破日常语言后的“新奇怪丽”；思想情感上重视抽象思维和理性以及整体的象征。这种“纯诗”品格既表达了诗人对于纯粹艺术的追求，造就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是招致诟病的重要原因。     

社会转型中的艺术与艺术设计教育 --来自教育实践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学“纯艺术”专业(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的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情况日趋严重。在就业市场上形成了“纯艺术型人才”过剩与“应用和实用型艺术设计人才”短缺的矛盾。艺术教育是按照纯艺术家的培养模式培养人才，还是遵循艺术教育的规律培养面向社会的全面的高层次的艺术设计专业人才?这一矛盾已成为当代艺术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     

清末上海剧场演变的轨迹

上海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上海剧场形态在清朝末期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由酒馆武剧场转变为茶园武剧场，主要是接受了北京剧场形态的影响，变化的动力来自中华民族文化自身，主要是民族文化内部交流的结果，西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第二次演变是由“茶园武”剧场转变为“西式”剧场，这明显地是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中华民族戏剧文化是一种“杂文化”形态，西方戏剧文化则是一种“纯文化”，上海剧场在清末演变的轨迹正是“杂文化”向“纯文化”方向发展的体现。     

“使人阅之自生美感”——王统照的纯散文文体论

在中国现代学史上，王统照最早支持了周作人倡导的美运动，最早提出了纯学散体概念，并把纯学散分作五类体式，虽然其范围较宽泛，但仍促进了纯学散或说促进了美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发展。     

纯数字词语摭谈

所谓纯数字词语,是指那些能够用单纯数字不表数目另表他意的词语。当然,从广义上来讲,“万万行不得的“中的”万万”,“——都查过了”中的“——”,也可叫纯数字词语。我们这里讲的纯数字词语,主要是指那些不带数目意义“附加值”的词语,甚至把有些姓氏如“一”(一行和尚,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伍”和“睦”“十”(台湾姓“十”的不少,见《台湾省通志·氏族篇》)等也排除在外。至于节日名称、部队番号、数目节缩语(211工程、863计划、四二一综合症)等,如果没有其“弦外音”,也不在我们的论述之列。纯数字词语的特定意义,大多数是在语流中显现,在语言交际中出示。如:     

在小说中谈论小说——论《伪币制造者》的元小说性

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伪币制造者》是当时少有的一部在小说中谈论小说自身的作品。它比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在小说内部探讨小说理论、并对叙述本身进行评论的元小说要早30多年。《伪币制造者》通过介入叙述的议论，探讨一种新的小说观和“纯小说”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元小说性。首先，小说通过对人物或作品的评价，传达了作者的小说价值观；其次，以爱德华日记和人物间谈话的方式谈论他的“纯小说”。谈论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赞同的一些传统创作方法；二是他主张的“纯小说”；三是《伪币制造者》的创作论。     

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在审美与技术之间

本文认为巴赫金的文论思想是一个未完成的有机整体。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作为“普通的系统美学”的“艺术中的技术”概念出发，探讨了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纯技术（语言）”方法的批评。巴赫金从三个方面指出了形式方法的“纯技术（语言）”错误本体化悖谬、审美性缺失、创新性丧失。     

追求与背离——关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纯诗理论”的思考

中国20年代“纯诗理论”始终处于悲剧性境地，追求与背离共存，它永远无法超越自身。将中国20年代纯诗理论与西方纯诗理论进行比较，体察二的内在冲撞，探究其深层原因可获得最大视角上的化内涵。     

1111…111—纯元数探讨

1111… 111,是完全由 1组成的数 ,叫“重一数” ,即由一再重复的“1”构成的数 ,也叫“纯元数” ,指纯由单位 (元 )构成的数 .人们早知道这样的数 ,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对它们予以特别的注意 .1895年 ,一位名叫贝克莫 (Ｃ .Ｅ .Ｂｉｃｋｍｏｒｅ)的数学家在探讨形如ａｘ- 1的数时提到了形如10 ｘ- 110 - 1①的数 ,纯元数 (①式正是其标准表达式 )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谓关注就是把它们视为单独的一类数来探讨 ,由此开始探讨纯元数的性质 .对于一类数 ,人们会最先想到的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它的素性 .对于Ｒｎ=10 ｎ- 110 - 1来说 ,哪些ｎ使Ｒｎ …     

从文化意义上“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我们时代的使命。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仅仅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相联系,而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书斋化”的传统观点是错误和片面的。我们主张从文化的意义上“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这样,“书斋”中“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可非议,应当提倡。     

艺术是否排斥道德诉求？--“纯艺术”观念的缘起与相关考辨

“纯艺术”的提出主要可溯及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文艺思潮的渐兴递嬗;二则是从康德到克罗齐并延续到现在的哲学美学观。整理回顾我国艺术思想之所以接纳“纯艺术”观念的由来。在此基础上,对以艺术来修身、育德的人文关怀为“功利主义”这一观念予以考辨。     

戏剧化：不同张力和谐作用的模式——中国纯诗间离生命经验的操作策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诗人的纯诗追求,曾刻意尝试了“戏剧化”之路。他们利用事物间存在的“悖反”因素,制造“戏剧化”的表现空间;他们用虚拟的“场景”还原事物的本质特征、构筑诗情;他们借助对话、独白、梦境,形成具有强烈戏剧性的诗意的组织。对中国纯诗而言,“戏剧化”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间离生命经验的操作策略,这是中国纯诗探索将生命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的有效途径之一。     

文艺的功利性是普遍恒久地存在的——普列汉诺夫对“纯艺术”论的批判

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地剖析了“纯艺术”论的荒谬性、产生原因及其对文艺发展的影响。普氏这些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文艺的社会作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商品与“纯有”: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改造

“纯有”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从抽象的“纯存在”过渡到具体的“定在”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逻辑运演过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共同构筑了结构相似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与《资本论》,“纯有”作为概念辩证法的起点是思辨抽象的结果,最终又回归抽象概念。而商品作为《资本论》的起点具有一般的抽象规定性,它是以现代社会为基础的科学抽象,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以商品为《资本论》的起点超越了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开端的“纯有”,在本质上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     

“焦耳定律”的教学中必须讲清的几个问题

不少学生在应用欧姆定律、电功、电热及其等量关系式处理具体问题时 ,不能自如运用所学知识 ,而是生搬硬套 ,因而往往出错 ,究其原因根本问题是对定律成立的条件和定律的真正含义没有全面、深刻的理解 ,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重点讲清 .1.欧姆定律与焦耳定律成立的条件课本与教参书中都未明确指出“欧姆定律”中“导体”的具体含义 ,事实上 ,欧姆定律只适用纯电阻电路而不适用如含电动机等的非纯电阻导体电路 ,即欧姆定律对非纯电阻电路不成立 .然而“焦耳定律”中的“导体”确是指任何电器组成的电路 ,即焦耳定律不仅适用于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