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清宫道教造像源流考略

太清宫乃唐朝地位极为尊崇、极为特殊的尊祖重道的大道观,同时也是当时道教的最高学府,道教的学术研究机构——崇玄学、崇玄馆的办公所在地。唐玄宗及其后诸帝出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需要,其道教造像秩序以尊祖崇道、外儒内道为设计理念,依据造像人物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身份,在选材用料、比例大小和在建筑空间中的安放位置方面,进行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匹配设计和空间安排,将祖先崇拜、道教信仰和政治艺术整合为以造像艺术为中心、以道教科仪为特色的综合艺术。     

四川省丹棱县龙鹄山道教摩崖造像

唐代四川道教摩崖造像别具特色,丹棱县龙鹄山造像以天尊、老君为其主要内容,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及四川地区的民间信仰,可以说元始天尊、老子的崇拜加上《道德经》、《本际经》四位一体构成了唐代的道教信仰。天宝九年的松柏铭碑更是透露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我们研究唐代道教提供了宝贵材料。     

唐代佛教造像理想美的形成

佛教造像魏晋时期在中国出现兴起，在造像手 法上，保持了印度式的以成年男性为特征的造像式样，在北魏后期，受道教的影响，出现了 孩童形象的佛和菩萨像。唐代，佛教造像集中了男性特征、女性特征和孩童特征，这种艺术 表现手法圆满地完成了对佛的理想美的塑造，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桃花流出武陵洞，梦想仙家云树春”——道教影响下的唐代“桃源诗”

唐朝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在唐代的普及,道教所追求的虚无缥缈的仙境,道教的志慕山林、隐形遁栖,道观的香雾弥漫、仙乐齐鸣,都极大地影响到唐代“桃源诗”的创作。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了唐代“桃源诗”的兴盛,促使桃源的意蕴发生新变,促成了“桃源诗”浪漫洒脱的特质。     

略谈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

龙门石窟是北魏和唐朝两代皇家经营的典范之作.该文结合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简述了龙门石窟在北魏和唐代两个时期不同的造像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从而表明了龙门石窟是中国古代民族雕塑艺术的集中代表,时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道教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是以儒释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而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唐朝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道教思想对唐代文学在意境、性情和想象力这三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唐诗中的天台仙境

作为道教圣地之一,天台山在唐朝享有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在唐代诗人的笔下,这是一处不同凡俗的人间仙境.唐代莅临天台山的诗人,留下涉及道教的诗歌一百五十余首.这些诗对天台山的抒写,主要集中于两大体系:一为天台山的风物胜迹,一为天台山的道教宫观.诗人们正以此为核心营构诗歌的意境.大体上看,高峻辽阔、偏远险要、静谧幽冷、朦胧飘忽与清美和谐的意境,一起构成了天台山的“仙境”特色,而这也正是唐代有关天台山道教诗的艺术境界.     

寇谦之身后的北天师道

一般认为，南北朝中后期的北方道教在寇谦之去世后就湮没无闻了。本利用传切献和北朝道教造像等资料，指出北方道教不仅存在着中央道团和民间道团的社会阶层区分，还存在着关中道教与关东道教的地域性区别。寇谦之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吸纳南方经教道教，在5世纪末6世纪初，并中道教造像明显受到南方灵宝，上清经影响。到6世纪中叶，关中与关东道教在各方面均体现出经教化程度的深浅不同。北方道教正是在一方面保持北方特色，另一方面大量吸收南方经教因素的状态下，与南方道教共同进入隋唐统一帝国时代。     

敦煌莫高窟隋代洞窟及其开凿背景研究——基于写经与题记

对于隋代，这个夹在分裂的南北朝与世界性帝国唐朝之间的朝代，学术界习惯于将其仅仅看作一个过渡时期，甚至与唐代一并处理。文章将重新考察莫高窟隋代洞窟的开凿背景，以进一步准确把握隋代佛教美术动态。隋窟在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所占比例高达两成。这些洞窟的营建处于国家振兴佛教的大潮流中，却是基于敦煌民众内在、自发的信仰和经济实力的造像活动。这一点从隋窟内尚无大型经变，小窟偏多，其中一些是对北朝洞窟的改造等情况可以看出。敦煌的隋代造像活动，最终因为与中央的联络中断而陷入停滞，不过其造像活动中体现出的独特创意值得关注。     

论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期，然而有关史料所载道士、女冠及宫观数字却未能真实地反映出唐代道教发展的规模。本文考察了唐代道教宫观，道士和女冠以及伪滥道众的实际情况，认为唐代道教发展声势浩大，各地道观林立，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散曲情变作品中的“泼妇”形象

元散曲中的情变作品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弃妇诗模式,展现了一副副的＂泼妇＂百态图。而这些与蒙古族游牧文化注入后人们的妇女观、婚恋观、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分不开。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英语在中国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时期是英美等轴心英语国家向边缘或落后国家进行语言、文化渗透的时期。以该历史时期为背景,考察英语在中国的语言殖民、文化扩张及后殖民英语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与培养目标。     

泉州市售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分析

为了解和比较泉州市市售生牛奶及消毒纯牛奶中抗生素残留情况，从泉州市不同区域及两个奶牛场采集生牛奶150份．几大超市采购消毒纯牛奶100份．按国家标准GB／T4789．27-2003，采用TTC法进行检测，检测出生牛奶中阳性27份，可疑15份，阳性率18％，可疑率10％；国产消毒纯牛奶75份，阳性14份，阳性率18．7％；进口纯牛奶25份，阳性0份，阳性率0％，调查结果显示，本市产的生牛奶中抗生素残留阳性率比国产消毒纯牛奶高，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情况仍较为严重，应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注意，并倡议政府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和执行力度，以尽快改善此现状。     

海南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资源

对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物种的调查，发现共有维管植物100科193属241种，其中蕨类植物14科15属17种；双子叶植物68科143属178种；单子叶植物18科35属46种；无裸子植物．按其经济价值划分，药用植物有125种，观赏植物46种，用材植物31种，蜜源植物28种，纤维植物27种，野生果树21种．对其资源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初步建议．     

西部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学生计算机基础的个性差异,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     

当前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三维解析

近几年,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会阻碍南疆三地州新农村建设及新型农民的培养。提出了从政府、组织、农民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此分析为进一步加强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提出新思路和新对策奠定基础。     

对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后进生培养的探讨

数学义务家教的成立和建设可以弥补教育落后地区的不足,给贫困家庭后进生重生的希望.在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运用目标、系统、动态、激励、反馈五大原则和学习数学的基本方法,因材施教,改变后进生的学习现状,使其找到自信,树立目标,立志成才.     

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运用

大学生心理委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日渐凸显。在心理委员的培养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理念培养心理委员积极的人格品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运用团体心理训练增强心理委员的积极情绪体验,构建心理委员顺利开展工作的社会支持系统,发挥积极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作用,把教育重点放在人自身的积极因素方面,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由消极防范向积极心理素质的塑造的转变。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州的乡村制度演变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角度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从地方行政建制和基层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资料对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Involvement of heads of departments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in the Pinetown District

ABSTRACT

Strategic planning is crucial in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t enables schools to survive and cope with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rom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arket forces.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that all stakeholders need to be part of school strategic planning.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evidence suggesting stakeholders’ involvement – specifically that of Heads of Department (HOD) –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and its value in ensuring that all stakeholders execute their duties, HODs’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ir involvement in strategic planning were explored.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ndertake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to generate dat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ODs were involved in some form of planning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ubstantive issues on strategic planning. Furthe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ransparency-driven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are key factors to ensure HODs’ participation in strategic plann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HODs is crucial toward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