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字学札记三则

考之上古音韵、《诗经》韵脚用字及形声字与声符的音韵关系,“朕”与“身”、“石”与“担”完全符合假借的前提条件。“云”为“ ”之省形简体,象刚分娩而下的胎儿之形。用为构字部件,“云”所表之义多与水流有关;而“ ”所表之义则多与胎儿有关。“吕”乃“宫”之省形简体,上古语音中“宫／吕”曾以复辅音“gl-”为声母,故“吕”既可充“竆／窮（穷）”字的声符,又可充当“闾”字的声符。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释正

《论语》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句,自汉以来,学者注疏分歧较大,虽后世正统注疏较多采用全句不断之分法,然此说未免与文章之本意有不合之嫌。文章着重结合清人史绳祖之说,就“与”字在《论语》中之用法,以及孔子本人对待“利”、“命”、“仁”三者的不同态度问题,对该句重新解释,从而指出：此句应为“利”、“命”后俱有断,其意亦了然,乃孔子罕言“利”,旨在不赞同,而对“命”、“仁”则是赞许之意。     

也论"回"与"次"

本文就全国斌先生关于动量词“回”与“次”的差异问题提出一些异议。我们认为：一、早在唐宋时期,动量词“回”与“次”就是一对近义词;二、强调[＋过程]是古汉语“回”的功能之一,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某些方言中得以保留了下来;三、现代汉语共同语中“回”与“次”在称量对象方面没有什么差异,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用方面。     

谈比况结构中的“那么”、“那般”与“那样”

如果指示代词“那么”、“那般”、“那样”的前面有摹状喻词“像”与其搭配使用,就组成了能表达比喻义和对比义的比况结构。从句语功能讲,“那样”结构与一般比况结构相似,“那么”和“那般”结构则有很大不同。     

“与”有“带领”义

“与”在古汉语中当介词“和”、“同”讲，但在有的句子中却说不通，而解释为“带”、“带领”则文从字顺。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很不少，其它先秦两汉的古藉中也不乏其例。只要句中主语是地位高、权力大或起主导作用的人物，而“与”后边的人是主语发出“赴”、“驰”或“入”、“归”等动作行为时所带领的对象，这“与”就可以释为“带领”。有的古文译著者在译文中有时也把“与”译为“带”、“带领”，但这好像是从上下文中体会出来的，而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义项来诠释。“与”有“带领”义是“与”、“以”通假所致。“与”、“以”同属余纽，“以”有“带领”义，也有介词的“和”、“同”义。     

释"尹"

“尹”作为治理、董正讲时,常表示治理政事。但据“尹”的甲骨文和古文形体看,“尹”的本义应为治兽,引申为治理政事,又引中为治理政事的官吏。“尹”在古代的常用文献义是职官名,作为职官名,“尹”与“君”在音义上有密切的联系。“尹”又假借为“筍”字,表示诚信之义。“尹”作为姓氏与“尹”的意义也有联系。     

“罗学”散论--由杜贵晨先生“罗学”的提出说开去

相对“曹学”的提出,“罗学”经由杜贵晨先生首倡,并得到学界认可,看似偶然,也是考量诸多因素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罗贯中参与了两部大书的创作,“罗学”研究与“三国学”、“水浒学”自成体系,且也关系密切;盖因所涉地域,“罗学”离不开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可称得上“接地气”的专学;“施学”也有足称专学的必要,罗贯中与施耐庵枝蔓交错,“罗学”与“施学”不无关联,将曹、罗、施三学鼎立与紧随其后的“金学”共同构成与四大名著、四大奇书内外结合、主副相应的学术关系将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独特景观。     

懂得尽可能多一点

所谓“懂得”,浅的层面是“知道”、“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知”;深的层面是“理解”,有所发现,心有所得,我们可以称之为“识”。对个体而言,“知识”就应该包括这两个层面。“知道”是“发现”的前提和条件。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当然就谈不上更进一步的“发现”和“洞见”。譬如,如果你真正知道世界上三十二个发达国家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自然资源状况、人口的数量及结构、产业优势、国土面积等等,你就会有许多的发现。你会发现,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着良好的关系,都实行着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同义语;杰出的社会学家帕森斯就曾指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三位一体)。“知道”并不必然导致“发现”和“洞见”。从“知道”到“发现”和“洞见”,需要一个复杂的认知加工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学会思考并养成思考的习惯。     

论孟、荀"礼"之差异及其与传统道德相异倾向的内在联系

中国传统道德存在“私德”和“公德”两种道德倾向,这与孟子、荀子“礼”思想的差异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孟子的“礼”强调个人内在修为,追求由内及外的道德指标,带有明显的“私德”倾向。荀子之“礼”多注重以社会群体为单位、以公共关系为视角的外塑原则,带有明显的“公德”倾向。以孟、荀“礼”思想的差异为出发点来探讨其与中国传统道德的联系,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     

"我有身体"与教育

受哲学中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的影响，教育理论对“我”与“身体”、“灵”与“肉”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二元对立状态，“我”、“灵”优位于“身体”、“肉”，多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教育理念、管理方式、教育实践活动中，致使教育中的“个体精神”、“无根”、“漂浮”。     

《庄子》“德”义发微

《庄子》一书“德”之内涵极为丰富,大体有三种含义：其一,“德”是得之于“道”之德;其二,与“形”相对而言,“德”是内在充实之德,表明其在现实生活中、在生命自觉走向“逍遥”过程中作为人的精神性根源和理想的生活状态;其三,“德”是一种虚静空灵的心灵境界。基于以上理解,“道”与“德”、“德”与“性”之间的关系更为明确。“性”作为生命的本质是本然的、天然的现实性,而“德”则是一种内蕴在万物“性”之中的“潜质”。“道”则是“德”与“性”的终极性根据。同时,“德”的葆有需警惕名利、知见、形体等诱使“德”形于外的因素。     

论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辩证关系

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用关系,致力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两者的融通需要置入“一”与“多”、“分”与“合”、“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之中。在“一”与“多”的关系中,阐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实践要求;在“分”与“合”的关系中,说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理解视角;在“红”与“专”的关系中,透视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目标指向。     

庄子的“逍遥”之“游”

“逍遥”接近于我们今天说的“自由”的概念,只要“放于自得之场”、“物任其性”,则都可得“逍遥”。所谓“有待”、“无待”只是相对而言,属于不同的逍遥境界,但无论是哪种逍遥,都要以“各安其性”为基础。《逍遥游》的“游”字,多与“心”联在一起,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专用辞,也可以说是用以表达主观精神活动的专用辞。这个游便是心游,唯有“游心”才能得以精神上的逍遥。     

浅论庄子的"逍遥"观

“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中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与郭象、支遁的“逍遥”论相比，庄子的“无待逍遥”是“无己”、“无功”、“无名”；而与之不同的郭象的“足(适)性逍遥”只求“安于性分”；与之相近的支遁的“任心逍遥”则讲求“至人”“无待”。庄子的“逍遥”观对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     

冲突与融合:构建灵动的语文课堂

当前的语文课堂,诸多矛盾的语文教学观赫然对立：“讲”与“练”、“教”与“学”、“情”与“理”、“言”和“意”、“师”与“生”……在诸多矛盾前,我们的语文教学常常陷入“是此是彼”的激烈论辩中,亦常常刮起“非此即彼”“今此明彼”的大一统之风。     

名家构思趣拾

语言是生活的产物，生活中有配对的事物，语言中也有相应的名称，如“天”与“地”、“本”与“末”、“爸爸”与“妈妈”、“开端”与“结局”等等；但语言事实有时并不完全如此，比如语言中有“老板娘”，却没有“老板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吾谁与归”新解

本文通过分析“吾谁与归”中“归”的释义,认为“归”应训为“终、至”,“最终到达”。“与”在句中为介词,“跟……一起”。“吾谁与归（其谁与归）”的意思是：我还能和谁一起最终实现那至高的理想（探索到宇宙、人生的奥妙）呢？”     

“对话”与“代言”:“三吏”、“三别”的两种叙事形态

杜甫在“三吏”、“三别”中是以诗人的眼光而不是以史官的眼光来叙事的。“三吏”、“三别”分别给古代叙事诗提供了“对话”、“代言”两种叙事形态,形象地表明了杜甫的叙事立场和情感态度。“三吏”、“三别”虽以“时事”入诗,但其所叙之“时事”经过“意化”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增饰”和“凿空”。将诗与史打通的跨学科研究,应是将两置于一定的社会化生态环境中,探讨诗与史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而不应是诗与史“互相印证”的研究。     

否定词"没""没有"的来源和语法化过程

否定副词“没”、“没有”早于15世纪已出现,《朱子语类》、《张协状元》等文献中已有用例。庸宋时“没”所表示的“消失”、“失去”义由具体趋于抽象,“无”的白读音与“没”趋于相近,“无”的“没有”义融入了“没”,“没”渐取代“无”而成为否定动词。“没”、“没有”由动词演变为副词是一个连续的渐变的语法化过程。用于正反问句末尾的“没”、“没有”与语气词“么”也有一定的关系。     

由“守株待兔”之“株”说起

本文依据《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简明古代汉语字典》,举详实例藉以说明从“朱”得声的字如“珠”、“铢”等字以及与之声音相近的字如“渚”、“柱”和“椟”、“犊”等字均含有“小”义,以补众家“右文说”著作之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