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粑理词》看苗族刑事诉讼解决方式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黄平、凯里、台江、施秉、雷山等地,在苗族社会内部,苗族人民对于解决纠纷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黄平县的《汤粑理词》是一例证。     

苗族理词生态伦理法治思想之管窥

苗族理词作为维系苗族族源记忆、族群意识和族属认同的重要口头文化,包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法治思想,具体表现为代际公平即苗族理词之灵魂不灭与相克相生即苗族理词之生命共处和心存敬畏即苗族理词之神明裁判。在具体阐述上述三个特征之后,提倡国家法对于习惯法的兼收并取,呼吁从立法层面转向了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     

浅谈贵州苗族习惯法对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纠纷的数量激增,现行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际运作成效不如表面的制度设计。反观贵州苗族地区习惯法,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纠纷解决起到了有效作用,对其进行调研和思考能获得些有关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启示。     

滇东南边疆苗族婚姻习俗探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的调查为中心

苗族在滇东南边疆地区分布较为广泛,由于自然、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诸多原因,滇东南边疆苗族的婚姻习俗较为独特,并具有边境地区的特点,即跨国婚姻较为普遍。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滇东南地区苗族婚姻的种类与形式、婚姻范围、择偶标准、结婚过程以及跨国婚姻等情况作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思考。     

地理环境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基于滇中一个苗族村落的实证研究

在滇中苗村封闭、隔绝自然环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地缘性的亲密和体贴,纠纷类型呈现出与此有关的特点,村民们更多地通过调解等非正式解决纠纷的方式解决纠纷。我们应该从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出发,实现更多司法意义上的“国家在场”,让法治的精神和力量在民族地区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     

苗族刺绣的传承与现状--以黔东南苗族刺绣为例

苗族刺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苗族人民传承历史文化和表达民族情感的主要表现形式。黔东南苗绣技法种类繁多,传承模式具有家庭制、家族式、地域性的特点,并呈逐渐产业化发展。     

浅探农村婚姻纠纷的解决机制——基于河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婚姻纠纷的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就折射出这种改变。通过探究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婚姻纠纷的现状,分析我国在解决农村婚姻纠纷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公正有效的多元化农村婚姻纠纷解决机制体系。这一体系,注重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提倡全面有效地发挥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手段,以实现各种农村婚姻纠纷解决方式相互衔接,良性互动,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村的婚姻纠纷。     

苗族民间游戏的教育人类学解读——以苗族鼓舞为例

苗族民间游戏是苗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文化生态不断融合互动的结果。本文以苗族鼓舞为例,从文化传承和教育的视角探讨和解读苗族鼓舞的文化特质,并试图挖掘这些特质所具有的文化教育价值。     

民间纠纷调解中的习惯法实证研究——基于苗族的考察

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是当前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法律多元理论的支撑下,学者们探讨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对立与统一,寻求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对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回龙村的调查发现,民间纠纷调解是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综合作用的过程,是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良性互动,解决民间纠纷、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过程。     

苗族非休闲社会活动中的休闲行为与启示——以凤凰和松桃苗族为例

苗族是一个喜欢休闲和善于休闲的民族,在众多非休闲的社会活动中具有很多的休闲行为,这些休闲行为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间保证,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其休闲娱乐质量,苗族这种忙里有闲的传统休闲对今天发展休闲经济依然有借鉴意义,个人与单位可以从中获得启发,从而促进休闲生活的改善和推动我国休闲经济的发展。     

民国婚约纠纷问题研究——以《申报》报道为例

进入近代后,依靠三纲五常为纽带维系的宗法社会逐渐解体,近代婚姻法制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落后的宗法意识仍然束缚人们的思维和习惯,新兴的西方权利意识与传统家族制的对抗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此时社会上的婚姻纠纷问题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民国初年的婚约纠纷处理裁断较之传统社会已大不相同。     

浅析苗族寨神信仰的文化逻辑--以鸡爪村苗族寨神为例

"寨神"(苗语jio1denb)是苗族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信仰的内在逻辑结构,是由特定的生境和族群关于生命、生存与生活的知识和经验模塑的;这种信仰对维持特定的民族社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松桃苗族自治县鸡爪村苗族寨神为例,试图用宗教人类学的视角来揭示这种信仰的原神象征及其文化逻辑.     

湘西苗歌与苗族自我认同--以古丈翁草村为例

民族自我认同的方式多种多样,其语言、历史、宗教等都可以成为民族自我认同的文化要素,在湘西苗族社会中,苗歌也成为苗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本文通过对湖南湘西古丈县翁草村湘西苗歌的研究,力图揭示湘西苗族是如何通过苗歌来实现民族认同的。主要从民族意识,认知结构,民族群体人格,民族社会化特点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论苗族妇女在服饰民俗旅游中的作用——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革东镇为例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革东镇为例,就苗族妇女在其民族服饰制作中所扮演的主体性角色,说明了她们在服饰民俗旅游中的核心地位.     

苗族婚俗中的“摆礼”仪式探析——以黔江苗族地区为例

黔江苗族婚礼仪式较为繁杂,但有着自身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当地的婚俗深刻影响着当地苗族人的生活,人们也一直按照传统的苗族婚俗行事。"摆礼"作为接亲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环,也被视为女方出嫁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对苗族婚俗中的"摆礼"仪式进行探析,从而折射出一定的社会观念:一方面,将布迪厄的"实践"与"资本"理论与"摆礼"仪式结合,将有助于了解资本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能够展现出当地苗族祖先崇拜、同姓不婚的民族文化传统,以此加深人们对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了解。     

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婚姻法》内容之冲突——以毕节市苗族为例考察

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在本民族婚姻家庭活动中具有指导性、权威性、约束性,《婚姻法》在社会生活中更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二者内容有同有异。一致之处不作阐述,相冲突的内容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从婚姻的成立要件以及夫妻权利义务方面来研究毕节市苗族的婚姻习俗,内容主要包括维护婚姻自由、确定结婚年龄以及履行夫妻同居义务等。     

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规则中的早婚问题调查分析及解决途径

在苗族的婚姻习俗中,大多有着早婚的传统,这与其长期的封闭环境有关,也与农业社会中生产力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建国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黔东南苗族婚育年龄也在逐步提高,因黔东南特殊的地域性,早婚问题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近年来又有反弹的趋势.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国家加强了对婚姻登记的规范化管理,以及黔东南各级地方政府对生育指标的严格控制,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采取何种途径解决也就成为关键问题所在.     

苗族传统文化对苗族农村儿童道德教育的影响——以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古歌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贵州松桃苗族地区很多父母外出务工,不仅让这些地区的儿童缺少正常的家庭教育,同时也使得祖辈监护和学校教育对儿童道德教育的影响也逐渐削弱。影视、网络等媒体的深入,外出务工年轻人回村后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改变等又影响着儿童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的形成。为了让苗族地区的儿童获得其成长所需的道德知识,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就要充分利用其生长的环境和孕育于其中的民族文化传统。以松桃苗族地区的苗族古歌为例,探寻古歌以及以此为依托的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对儿童道德教育的影响。     

安顺苗族服饰传承困境及解决路径探析——以小新寨为例

苗族传统服饰从封闭走向开放,其生存与传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安顺小新寨苗族服饰的存留现状在该地区苗族村寨中具有典型性,面临着生存空间受挤压、传统服饰审美观念淡化、传统女红工艺衰落及服饰本身的现代传承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等问题。要突破苗族服饰传承的困境,必须建立政府为主导,民众为主体的苗族服饰传承与保护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苗族传统服饰文化与旅游功能的转换。     

黎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参与者”地位考察

在黎族传统社会自发秩序下形成纠纷解决机制中,作为"参与者"调处组织与调处者、妇女、当事人以及民众,均发挥着不同作用来化解纠纷。虽然解纷过程缺乏技术上的程序正义,但是在黎区形成的"地方性知识"背景下,纠纷参与者"权威性因素"得以充分体现,使得黎区实现了秩序至上的客观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