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对王士禛神韵说的继承和改造

沈德潜论诗注重神韵,对王士禛也极为尊重,但是,沈德潜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更多的是批评和改造.首先,沈氏编选《唐诗别裁集》,明确标出“以李、杜为宗”的选诗观点,以纠正王士禛编选《唐贤三昧集》的偏失;其次,在《清诗别裁集》中,沈氏对王士禛诗进行取舍、改造和重新评价,对其单一以神韵论诗的做法也提出质疑;最后,沈氏明确标出“始审宗旨”的论诗标准,以纠正神韵说末流回避现实,陷入虚响的明显缺陷.沈德潜对待王士禛神韵说的态度,是其诗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必然反映,同时,也反映出清代前中期诗坛风尚的流变.     

从古体诗看陈廷敬诗歌的宗宋倾向

陈廷敬自言与王士禛诗学主张不和,清人的评论都说陈是宗仰杜甫.实际上,无论从陈推重并一再模仿的作家来看,还是从其古体诗的创作来看,都表现出明显的宗宋倾向.当"神韵说"风靡一时的时候,陈坚持个人诗学主张与创作倾向的思想与做法,具有积极的意义.     

神韵说与王维诗歌的阐释

王士禛论诗“独标神韵”,王维诗歌艺术境界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神韵”说的审美理想,因此成为王士禛心目中的“神韵”范本。王士禛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王维诗歌艺术做出更为透辟细致的阐释。标志着”神韵”说理论成熟的《唐贤三昧集》确立了王维诗歌作为“唐音”正宗的地位,也强化了王维诗歌在中国诗歌美学中的经典性。     

论宋荦的诗学观

宋荦为清初“雪苑六子”之一,康熙中开府江南,与王士禛主持南北风雅,声名卓著。宋荦的诗学观较集中地反映在《漫堂说诗》中,其论诗追源溯流,与明末清初反思复古的思潮相一致。历来论者多认为宋荦为宗宋一派,事实上宋荦兼采唐宋,而以唐人为旨归,“宋诗派”之说未为笃论。宋荦上承严羽“妙悟”说,昌言“悟诗”说,与王士禛之“神韵”说同出一源,对清初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士禛与严羽诗学

王士禛对清初反思乃至否定严羽诗学的思潮进行了回应,原因在于王士禛诗学与严羽诗学在诗歌审美论、诗歌创作论及诗歌体悟论方面存在相通性。王士禛在继承严羽诗学思想的同时,也在诗歌取法方面、文艺辩证关系的阐释方面对严羽诗学进行了超越。因此,严羽诗学为王士模诗学的建构增添了传统的力量,而王士禛为严羽诗学的发展和理论传承注入了新的生机。     

王士禛的神韵说与创作实践

王士禛论诗以倡导神韵说而成为一代诗宗,其诗歌创作虽未必与其理论若合符契,但仍可从中寻觅其风格追求的线索,尤以绝句诗最为明显。若探讨其神韵说的形成过程,则又离不开其诗歌创作的实践,两者可谓相辅相成,结合而讨论之,更易使我们窥见其神韵说的内蕴。     

清代渔洋诗学体系的价值与争鸣

王士禛作为清代康熙年间的"诗坛圭臬",其诗学成就与影响甚巨。渔洋诗学体系包括其诗学理念与诗歌创作实践,主要体现为"神韵说"。其诗学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康熙年间及以后的诗坛发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了朝鲜等国,他的诗学理念与诗学实践也引起了学界的许多争鸣,总体而言贡献是主要的。     

“神韵说”的渊源

王士禛作为康熙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不仅在歌创作上标举神韵,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理论,这套理论成为当时的主流诗学,其门人和弟子将其概括为＂神韵说＂。＂神韵说＂在当时指导了一批诗人的创作。＂神韵＂是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积淀的独特的艺术品质,是一种追求缥缈、自然、清远、典雅的美学倾向。＂神韵＂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标准由来已久,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严羽的《沧浪诗话》都对＂神韵说＂的最终形成和系统化有重要影响。     

清代和王士禛《秋柳》诗初探

王士禛<秋柳>四章一出,整个清代都一直唱和不断,但<秋柳>主旨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选取的较有代表性的四个群体的和诗,可以看出其用典与主旨有着显著的不同.通过对<秋柳>和诗的分析,探讨原诗旨意,可以看出王士禛作<秋柳>时并无太多"本事"蕴含其中,诸多本事说的产生,与最初的遗民诗人群体不断追和与阐释有着重大关系,而清廷的文字狱政策及<秋柳>模糊的意象神韵,也是促使<秋柳>众多主旨产生的原因.     

对含蓄蕴籍的文外之美的张扬——论王士禛神韵诗的审美追求

王士禛的诗歌以“神韵”说为指导，强调言外之意，含蓄蕴藉，深得诗之本旨和艺术创造的真缔，并与清初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合拍，受到皇权的关注和眷遇。其神韵诗追求文外之美，冲和淡远，风致清新，继承王、孟一派的家数，含情绵渺而纡徐曲折，惨淡经营却不露斧凿痕迹，音节流利跌宕，词句明隽圆润，令人回味遐想，把我国诗歌的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张扬到极致，在诗歌史上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