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通》的流传及其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影响

《史通》问世以来,屡遭批评和贬抑,五代以后,流传日稀。本文首先论述了《史通》在流传过程中的坎坷遭遇,分析了《史通》流传不广的原因。继而论述了刘知几史学思想对郑樵、胡应麟、章学诚等后世史家史学理论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通》的重要价值。     

略谈刘知幾“直笔论”

刘知幾所著《史通》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学评论和史学理论著作,其中尤以＂直笔论＂最能体现他的史家主题意识和和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本文认为刘知幾＂直笔论＂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三大方面：对曲笔的批判,对古人与经典的评议和对史馆制度的批评。     

从《文心雕龙·史传》到《史通》--简评刘知几对刘勰史学批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开中国史评之先河 ,其史学思想影响深远 ,刘知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著《史通》专书以论史。两者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十分明显 ,在关于史学功用论、直笔论、采撰论、撰史原则、史学体裁体例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郑樵史学“会通”论

在中国封建史学发展的长河里,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史学家和史学评论家,他们的辛勤劳动,丰富和发展了封建史学。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几……,郑樵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史学家。郑樵,字渔仲,南宋福建莆田人。他穷华生之精力,完成史学巨著《通志》。他不仅仅著述繁多,而且其史学思想也非常宏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幾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及其异同(上)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孔丘据鲁史策书成文作《春秋》、司马迁继承父任写《史记》,而国史始具规模;至刘知几撰《史通》,郑樵创《通志》、章学诚著《文史通义》,而史学始有体系。无论从历史哲学、编纂学或史料学的角度来看,这三位杰出的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并提高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理论水平,丰富了中国史学史和文化史的内容,把饶有优秀传统的史学推向了当时可能达到的高峰。今天,从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 ,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 ,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 ,对今天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唐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经史关系、通史家风、人修史、史家史德的理论认识以及撰述与记注、史义与史法的区别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论刘知几的正朔观、华夷观及其向名实标准的转换——以《史通》为例

争正朔、辨华夷是中国古代史书写作的一大特色。作为史学理论家的刘知几亦难逃其影响,但《史通》相关篇章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非但不囿于传统,且与之颇有歧异。细加研究,方发现刘氏对此问题一直在思考、反省和探求。依笔者所见,刘知几更倾向于用名与实是否相符的判断标准来考察、评价历史与史著。     

《论撰史》与《史通》之比较

《论撰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批评的专文,《史通》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卢奇安与刘知幾生活在相差5个世纪的不同国度,但是他们二人在历史真实、史书编纂以及史家素养等基本史学理念上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并且都对西方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将《论撰史》与《史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史学史上诸多理念的异同,有助于深化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再论《史通》的史学比较

对《史通》的史学比较研究.是从方法论的视角探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笔者曾撰写了《论<史通>的史学比较》等文(见《廊坊师专学报》)1996.2、《河北学刊》1997.3)论述了刘知几在《史通》中运用的“区分类聚与辩章流别的史学比较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对刘知几的“史学批判、求新”的作用,今继之,再论《史通》的史学比较,做进一步的研讨.     

《史通》:外篇言事、内篇言理的著述体系

刘知幾的史学理论巨著《史通》分为内、外两篇,全书的结构形式具有典型的子书特点.就论述内容而言,《史通》具有外篇言事、内篇言理的根本性差异;这种内容上的差异决定了全书在行文模式上具有外篇重条陈例证、内篇重理论分析的显著区别     

读何炳松先生《史通评论》

何炳松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家,他对史学理论很有研究,早在1925年《民铎杂志》上发表的《史通评论》一文,即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见解,他推重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认为《史通》不及《文史通义》,刘知几一方面批评孔子,实际上尊孔,刘氏不信命运,而颇信灾祥,其自相矛盾如此。何先生又指出刘知几尊崇纪传体,实即“尊孔申左”,对     

从《读史杂记》看沈豫的史评旨趣及评史方法

《读史杂记》是清代学者沈豫的史学评论笔记.其文言简意赅,观点明确.其影响尽管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史学笔记中不甚突出,且结构也较其他一般的史评著作更为随意,但却反映出作者沈豫独具人文关怀的史评旨趣以及严谨细致的治史态度.探析《读史杂记》中所折射出的作者的史评旨趣以及史评态度、方法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

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书中运用浓墨重彩对汉代史家班固所著《汉书》赞赏有加,因此他历来被人们认为是"班马优略论"这一千古聚讼纷纭的论战中,"扬班抑马"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对《汉书》提出了猛烈批评,特别是在体例问题上;可是对《汉书》的批评也是值得商榷的。长久以来,这一现象未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因此,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其史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张舜徽先生与《史通》研究

张舜徽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也是20世纪《史通》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之一。他的专著《史通平议》,注疏与评议相结合,在内容上较前人著作更为丰富。他将《史通》置于中国古代史学演进的路径之中,高度评价其史学批判性质;并以褒举其精华,亦不护其短之态度,公允评价刘知几史学批评得失。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刘知畿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畿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

在唐代,史学领域先后出现了一批光彩夺目的史学名著。《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之作共817部,13264卷,其数量占隋前图书(凡3 127部,36 708卷)的三分之一。对这些史籍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已经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刘知几能独当此任,其博学多能固然重要,但博学多能之士并非只有刘知几一人,关键是他具有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