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察北的剿匪斗争

解放战争前后,察北匪患严重.在中共中央和华北军区的领导下,察北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剿匪斗争,最终根除了匪患.剿匪斗争的胜利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抗战后福建经济建设运动的教训

抗战后闽侨群体投资福建经济建设这一历史事件有三条教训：一是要珍惜侨胞的桑梓之情，真正树立起为侨服务的观念；二是要实施利用侨资与保护侨利的休惠政策；三是要维护政治局势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以保障吸引侨资。     

明崇祯十三、十四年浙江灾荒浅析

发生于明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1641年)的灾荒遍及全国各地,被当时人称之为“亘古奇荒”。这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地区上的广泛性对明代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将风雨飘摇的明王朝拖入了更深层次的危机。灾荒对明王朝赖以生存的江南财富集中产区的破坏与影响加剧了这一危机。本文拟对崇祯十三年、十四年浙江灾荒的状况作初步的研究,以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     

抗战后宁波慈善团体的重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宁波的慈善事业也开始逐步恢复重建。原有的善会善堂、儿童福利救济组织、教会慈善组织等传统慈善团体陆续恢复重建。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一批新兴的社会公益慈善团体和国际援助型慈善团体也得以建立。     

近代绥远地区的灾荒

本文以 184 0 - 1930年绥远地区的灾荒为研究对象。在此期间 ,绥远地区共发生三次大的灾荒 ,即1877- 1878年、1892 - 1893年、192 8- 192 9年。灾荒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人口大量死亡、流离 ,耕地荒芜 ,农业生产破坏 ,社会动荡。灾荒形成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绥远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 ,不利于农业生产是灾荒形成的客观原因。社会原因包括水利设施不完善、社会动荡、政府救灾功能减弱等。我们认为 ,灾荒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因素 ,近代以来历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整合能力的逐渐丧失是造成灾荒及其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     

论抗战后湖北水警建设之得失

抗战结束后,湖北省水上警察局在接收敌伪水警机构后,开始了水警的重建工作。在短时期内恢复了水上治安机构、补充了武器装备,并于水上治安、水警教育、警力部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存在机构、编制的频繁变更及经费短缺等问题,使战后湖北水警的建设存在着诸多遗憾与不足,发展受到制约。     

评述邓小平防治灾荒的思想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科学地分析了灾荒形成的社会和自然原因,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厚财薄支的积极预防思想、政府救济与生产自救相结合的具体救灾方针及群防群治的救灾模式,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救灾思想,对中国今天的减灾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战后初期苏联对华外交策略原因浅析

战后初期 ,苏联对华外交特征主要是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 ,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 ;另一方面 ,在东北地区则又对国共双方采取矛盾的“等距离”政策。苏联实行这一对华外交方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受到当时中国国内复杂的形势 ,斯大林对中国国共双方斗争发展前途的错误估计 ,苏联战略重点选择的需要及斯大林对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片面认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浅析战后日本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是继明治维新后日本进行的又一次全面、彻底的教育改革,它不仅使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同时,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中、高级科技人员,以及适应经济高速发展需要的熟练劳动力,为日本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的基础。     

论抗战时期张闻天对三民主义的研究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然而,即使在国民党一大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中,也还包含有旧三民主义的内容,从而形成新旧内容杂陈、进步交保守并存的现象。这就给他身后的解释者们以各择所需、各唱各调的可能性。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张闻天关于三民主义发展性、真假三民主义等的研究,是抗战时期思想理论战线和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其研究成果,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形成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执政规律的初步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在部分地区的局部执政。党吸收借鉴国民党执政的教训，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初步摸索出了政党执政的一些基本规律，为党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

抗日战争时期,党根据各阶级、阶层和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通过吸收各阶级、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使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日后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抗战时期的中国考古学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艰难的阶段，不仅安阳殷墟田野发掘中断，而且研究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中国考古学者除继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外，在研究上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其中尤以李济的殷墟陶器研究和董作宾所著《殷历谱》最为出色，成为困难时期学术界的典范之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验述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形成了优良的传统，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三）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和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四）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     

抗战时期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

抗战期间，陈垣先生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宗教史作和最能代表他学术成就的史注研究专《通鉴胡注表微》，贡献出一批精审的史学研究成果。他的研究在考证方法和材料运用诸方面有新的突破，同时由于倡导有意义的史学，将史考与史义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使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在抗战中的作用

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是日本全面侵略的文化应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着民族危亡，在全国的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一切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文化活动。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广大文化人士，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培养了大批抗日文化新生力量，改变了一些地方文化落后的面貌，为我党开辟了一条动员广大群众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途径，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抗日文化的发展，促进抗战文化的繁荣。     

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区域特色

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延安与重庆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心。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着学术共性,但由于空间的分离,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具有不同的区域性特点:两地史著对现实的关注程度不一;两地史家的研究各有侧重点;与重庆史家不同,延安史家可以积极地干预政治和学术;较之重庆史家,延安史家的论著更多地受苏联史学的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缅甸战场既是中国和太平洋两大抗日主战场的战略结合部,又是东南亚战场的主要作战地区。中国军队曾两次进入缅甸,展开对日作战。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提高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争能量,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而且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湘西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 ,湘西党的地方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了团结当地人民一致抗日 ,党的工作者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组织人员有计划地做各界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 ,使得他们能为抗日救亡出资出力 ,从而更好的配合了全国的抗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