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决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裁决行为是否可以提起诉讼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从性质上而言，其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理应允许对其提起诉讼；从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两种方式的效果上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更具有形式和实质的合理性。所以对行政裁决行为，应当改变立法上的模糊规定，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提起对其的司法审查。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分析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存在，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热点之一。根据我国审判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及理论上的分析可以确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其存在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而且，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三类情况，每一类情况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探析

在行政诉讼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是行政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但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在行政审判实践中的认识不一致。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包括：不服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当事人就民事侵权赔偿问题提起的诉讼;不服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权属确认并就民事侵权赔偿提起民事诉讼;不服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就第三方的补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浅谈两种附带民事诉讼的异同

以往,附带民事诉讼专指刑事而言。现在则不然,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又有了新的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尽管行政诉讼法不象刑事诉讼法那样直接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但是,其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明文规定不可避免地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产生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通过十年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实践证明,附带民事诉讼的运用,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简化诉讼程序,节省人力、物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能不为行政诉讼所借鉴。置于这一认识角度,笔者试图将这两种附带民事诉讼加以粗略的比较,以求教于同仁.     

行政裁决诉讼救济制度新探——关于构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的思考

行政裁决作为救济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身也需要救济,特别是诉讼救济的保障。我国关于行政裁决诉讼救济经历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三条不同的诉讼路径,但不同路径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借鉴日本当事人诉讼的思路,也存在理论上和观念上的障碍。因而,从有利于行政裁决制度发展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诉讼救济路径,即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探略

为节约时间，增加效率，同时为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所带来的困境，在我国应该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同时必须厘清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

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仅在程序运作上具有"有限"的从属性,故最理想的模式是将其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但在目前条件下不宜立刻取消这一制度,而应在以下方面逐步加以完善: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明确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理念信守与路径改造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实施三年有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行政诉讼领域长期存在的"立案难"问题。但是,其存在起诉要件的文本逻辑失范、立案审查标准不明确、滥用起诉权行为的防范缺失的现实困境,现行制度仍然无法摆脱行政纠纷立案受理过程中实质审查的窠臼。对此,需要探寻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以实现起诉要件的低阶化回归,从正当化改造的可行路径推动立案登记制的规范运行,并构建相对集中审查机制和规制滥用诉权,释放立案登记制度的潜能。     

关于我国民事立案制度的思考

民事立案,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起始环节,其设置是否科学,将对当事人的诉权能否保护、其实体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产生直接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现行民事立案制度中立案条件、立案程序及其现实性等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事立案制度在理论上绝对化了实体权利对诉权的决定作用,逻辑上颠倒了结论与条件的关系,违反了诉讼的一般运行规律;在程序上与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原则、精神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脱节、相背离;在实践上不具有现实性。因此,民事立案应改实质审查为形式审查,并进行相关的立法     

改革语境下的立案调查令角色研究

两张面孔因特定的历史背景产生,具有各自特点,在民事诉讼发展中承担不同的程序功能和角色安排。立案调查令在立案审查模式中发挥着便民立案、保障诉权的制度功能,却遭遇法律依据不足的瓶颈。在司法改革语境下,对两张面孔在起诉、立案调解、诉答程序中命运进行比较分析,论证立案制度的未来走向。     

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探析

原本是民事纠纷，却因行政权的介入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当争讼的一方以行政行为作为抗辩的理由时，现有救济手段的局限显现了出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民事纠纷，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必须创设新的制度即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公务员人事处理行为司法审查之探究

我国公务员人事处理的救济呈现出途径单一化、程序控制与实效性缺失、司法审查无法介入的困顿状态。究其原因乃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官制传统的复合作用。相比较而言,外域法对于人事处理行为的规制更具有合理性。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均将此列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遵循法治与正当程序原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渐行渐远。《世界人权宣言》更是对公务员的行政诉权作出了范式性的指引。我国应当将保障公务员的行政诉权,框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同时运用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并对审查的强度作出理性的设计。     

“三公开”背景下媒体对民事诉讼监督的有限性

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民事诉讼,因其解决的纠纷具有特定性、更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处理结果相对柔和等三个异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特质,如果媒体对其进行过度监督,一方面可能侵犯当事人的隐私,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不当干涉审判权的行使。基于司法"三公开"的大背景,我们在肯定媒体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具有必要性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合理限制媒体对案件事实的采访报道,另一方面要绝对禁止媒体对案件处理结果的不当干预,从而构建一种媒体监督与民事诉讼良性互动的有限监督机制。     

论事实推定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兼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不是民事诉讼所独有,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证据确凿不应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唯一证明标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为行政诉讼中事实推定的运用提供了发展空间,即当行政诉讼案件事实不明时同样可以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     

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建立行政和解制度已具有了现实和理论的基础,但行政诉讼中的和解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不能实行民事诉讼中那种完全调解制度,也不能像民事诉讼一样把调解制度作为基本原则来认识,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只应适用几类特殊行政诉讼案件。     

浅析行政诉讼第三人之分类

第三人分类是研究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分析与借鉴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根据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的程度,从理论上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之第三人和与被诉行政行为有间接利害关系之第三人。     

试论WTO规则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设的影响

加入WTO必将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已建立的行政诉讼制度为我国加入WTO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在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范围、司法审查原则以及法律适用程序规范依据等方面与WTO规则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及时修订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以应对加入WTO的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按照现有的经济法诉讼模式，经济公益救济存在司法盲区，因此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成为必要。其理论基础在于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和诉讼当事人制度的变革。在具体制度的建构方面，原告资格范围和诉讼事由范围都应有所限制；应建立经济公益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应分别进行；举证责任应主要由被告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