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客家文学－兼论A·米切纳的《夏威夷》

本文对美国作家A·米切纳在《夏威夷》中,有关客家人开发夏威夷及其20世纪客家人参与夏威夷重建的若干内容进行了评述。认为客家文学不仅可在中国文学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文学上也同样引起了关注。     

台湾作家钟理和文学选择的人生诉求

钟理和的文学选择是他一生中颇有意味的话题,与他的早期失学关系最大。钟理和早期文学尝试仅仅是文学的冲动和爱好,强大的宗教伦理文化传统是他选择文学的内驱力。钟理和人生中不断遭遇不幸,他始终坚持着文学创作,年青时试图借文学反抗传统和诠释同姓婚姻的合理性诉求。钟理和选择文学终极的诉求是重塑自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身份,以便重新融入客家人的社会。     

客家地域文学的乡土性及其人文思想研究

客家文学是一种地域文学。它包括客家文人文学与客家民间文学。它凸显了浓郁客家情怀与客家情调;描绘了客家人的社会生活、生存环境;深刻地蕴含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并以其具有独特的文化标识而被认同。客家文学映射了客家社会的乡土性与客家特有的人文思想。     

身份认同与族群记忆——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客家文学“身份认同”主题研究

客家文学是客家历史文化的展现者,同时也是客家人对现实的思考。客家身份的认同是客家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这种主题不仅成为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客家身份认同是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海外客家文学及其前景展望——从黄遵宪的《番客篇》说起

海外客家文学，是反映海外客家人生活的文学。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的《番客篇》，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新天地－20世纪前海外客家人的世纪。20世纪的海外客家文学虽然也不乏佳作，但就创作者而言，都还只是处于自发状态，而缺乏强烈的客家意识。展望21世纪的海外客家文学，寄希望于客属新移民。     

客家文化语境中的闽西客家文学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有着独特的文化体系;作为客家人已经习惯了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取向,客家文化浸润了闽西客家文学;闽西客家文学自两宋出现萌芽到20世纪的逐步成熟,经历了从民间到殿堂的发展过程;自觉清醒的客家意识,成为20世纪闽西客家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     

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的社会化叙事——贺州客家围屋作为叙事文本的文学人类学分析

叙事学的“叙事”包括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两个基本范畴。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围屋不仅成为贺州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贺州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的社会化叙事——贺州客家围屋作为叙事文本的文学人类学分析

叙事学的"叙事"包括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两个基本范畴.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围屋不仅成为贺州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贺州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自主性

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一方面为文学提供了生产空间和生产场所,另一方面,文学制度又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这就是文学制度的悖论.在这种悖论的基础上,文学要想取得较大发展,就必须在借助制度的同时不断地超越制度.     

文学多元化语境下的文学教育

文学多元化有利于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增强民族文学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随着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流行与浸淫,文学似乎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文学经典不断地被“解构”或“戏说”,文学教育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困境,导致文学教育开始远离文学,文学教育疏离文学精神,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错位甚至缺失,文学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本文分析了文学多元化语境下,文学教育的以上状况,并找出了原因,从而提出对策。     

试论短信文学的文学合法性及其新质

短信文学脱胎于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短信。它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界对“短信文学”这一概念及其“文学性”的思考与论争。短信文学的“文学”名分是否合法，应综合以下两方面加以判定：首先看它是否应用了文学修辞技法；其次看它否具有文学审美功效。在确认文学合法性的前提下，方可进一步探讨短信文学的独特新质。     

翻译文学对我国民族文学影响初探

我国文学翻译历史悠久,翻译文学在我国民族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给我国文学输入了新思想、新观念;展现了文学新天地,引进了新文风和创作手法;丰富了汉语文学语言;促进了汉语变革。     

地域文学研究的文学人类学思考——以西海固文学为例

地域文学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在地域文学研究中,不管是对于地域作家(群)的研究还是对地域文学或地域文学流派的研究,都离不开地域环境、地域文化(民俗)以及蕴于其中的生存哲学。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地域文学,能拓展视野,突破创作和研究的狭隘,深化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北方文学家族与元代文学

元代北方文学家族既有宋金世家,更多新兴家族,尤其是蒙古、色目家族,他们共同构建了元代文学。北方文学家族成员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主体,参与和高丽、安南文人的域外交流,歌咏域外风物。他们是西域诗、上京纪行诗的倡导者,更对新兴的元曲贡献巨大。作为典型代表,北方文学家族从多个方面体现了元代社会与元代文学的特质。     

客家文学与中央苏区文学源流浅论

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它与中国革命走到了一起,为中央苏区文学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客家文学从内在精神、创作队伍到艺术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为中央苏区文学提供了借鉴或支持,是中央苏区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为中央苏区文学的孕育、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播视域下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媒介文学化与文学媒介化两个维度。考察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发现,文学媒介化借助于新媒介(网络与手机)得到了大力彰显。网络文学与短信文学既是文学媒介化的结果,也是文学媒介化的新宠。文学媒介化不仅使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也使短信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更,从而在整体上促使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变迁。     

文学制度·文学体制·文学机制

文学制度、文学体制和文学机制是从文学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时经常使用的三个关键性概念。它们之间既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又有各自独特的内涵。探讨它们的定义及其存在形态,以进一步厘清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为相关研究的深化提供必要基础。     

文学·政治·政治文学

从“政治三元论”出发,追溯历史发现文学的伤痛缘于政治人为的狭义化,“政治”概念的含混是文学与政治关系争论不清的根源。“政治文学”以政治生活作为作品“核心轴”,审美地反映人类的美好政治理念和情感,具有理想性、否定性的特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想象维度——乌托邦,实际否定了文学与政治在理念层面结合的唯一可能性。     

前期延安文学对左翼文学的继承

延安文学与左翼文学紧密联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批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成为前期延安文学的主要建构者。他们继承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文学主张,重视文学的宣传功能,主张批判暴露,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讨论,为前期延安文学带来了生机。     

文学的语言与语言的文学——“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概念辨析刍议

在台港文学进入文学史写作之后,对于华裔作家作品的归属问题成为一个新的命题。在＂新移民小说＂、＂流散文学＂、＂华文文学＂之后,＂华人文学＂概念被提出。本文意从文学的语言与语言的文学两个方面,分析异同并借此为海外华裔作家写作中的＂留白＂找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