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保护消息来源的法律困境——对美国"布莱兹伯格案"的回顾与分析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否保护新闻记者享有拒绝透露消息来源的特权?“布莱兹伯格案“(Branzburg v.Hayes)是美国关于这一问题争论的开端.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此案,最终拒绝了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予新闻记者以特殊的保护,反对的意见则主张承认记者丰有有限特权,并提出了“三步检验法“.     

想看到审理后的新闻

“此案正在审理中”,这句话常见诸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是报道追捕擒拿犯罪嫌疑人后留给读者的一句话。既然有言在先,读者听众自然地期盼审理后的连续报道,可常常没有下文。     

“众意”下的舆论审判——场域权力语境下的媒体表达困境

2011年6月7日,在民间引起轩然大波的药家鑫案,随着被告人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在众声喧哗当中大幕终落。在并不意外的结果背后,中国的媒体却经历了又一次的跌宕起伏,自3月23日此案在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来,在按照规定程序对事件进行审理的法庭之外,媒体裹挟着激愤的"民意"无形中给案件审理工作造成了巨大压力。     

一篇宣传农村法制建设的好新闻

刊于1996年5月29日金华日报一版的《赢家赢得威信 输家输得高兴》,是一篇宣传农村法制建设的好新闻。 这篇新闻的角度很新颖——对于一桩欠款案的审理,不是在通常的法院的法庭里,而是法院派出巡回法官,法庭设在位于山巅的山村里,法官住在农民家中,“一面向村民宣讲法律,一面以最简便的方式为公款拖欠户一一立案。” 这篇新闻生动地展示了当地法官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办案,热心服务群众的“公仆”形象。 这篇新闻的内容更为新鲜——原告被告对簿公堂,历来是赢者兴高采烈,输者垂头丧气;然而此案     

匡正记者、律师与法官的三角关系

记者、律师与法官各有其活动领域及恪守的专业主义,然而在中国,这三个行业的从业者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联性,其社会角色常常错位.如新闻记者一不小心就可能充当了法官或者律师的角色,造成了人们常说的"媒介审判"或"舆论审判".更复杂的是,对这种角色错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好还是不好,得视情况而定.简单地说"舆论审判影响司法独立"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得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媒体的"舆论审判"很多时候是非常必要的.如邓玉娇事件,如果没有媒体和律师们的深度介入,邓玉娇是难以重获自由的,这似乎构成了一种"正向的舆论审判",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司法不公.谁能说舆论审判没有造成正面的社会后果,甚至推动社会进步?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复杂之处.这种复杂性也表现在记者(媒体)、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上.     

传媒和法院的关系与平衡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米勒在新闻源同意她透露身份前提下,提前走出牢狱,再见光明.2005年7月6日,参与报道"情报门"事件的<纽约时报>记者米勒因拒绝向陪审团交代消息来源的身份,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4个月.本案的主审法官霍根曾考虑更严重的妨碍司法的罪名.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米勒当面对霍根法官说:"假如新闻记者不能保障消息来源的秘密,新闻记者也就无法工作."     

敏锐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

美国媒体无论规模还是发达程度,都堪称世界之最。美国政府在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利用媒体为己服务的操作上,也有一套办法。无论是对外国记者的"引导"上,还是对国内媒体的利用上,美国政府都有娴熟又微妙的操作手段。同时,美国传媒资讯高度发达。这些对驻美国记者的独立客观报道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 "精心"为外国记者提供服务每一个到美国工作的外国记者可能     

施剑翘刺杀大军阀孙传芳被赦内幕

６７年前，大军阀孙传芳在天津遇刺身亡。此案在中国曾轰动一时，行刺者是一位年轻女子，她名叫施剑翘。该案经过几审，最终行刺者不仅没有被判刑，而且还被赦免释放。当时审理此案的一审法官叫文人豪，湖南攸县人。笔者日前去文大法官的故乡采访了他的儿子文守中，从他那里收集了文法官审理该案的一些史料，了解了该案审理过程中一些不为大众所知晓的曲折过程。佛堂枪声，孙传芳一命呜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当天是星期三下午３时左右，天津城南的草厂庵内突然“砰、砰、砰”传出三声枪声。枪响过后，曾一度称雄江浙，号称五省联帅的孙…     

时尚人物

美国电影导演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因执导电影《天生杀人狂》被人起诉。事情的原因在于,美国一对少年情侣达瑞斯与爱德曼森在看了《天生杀人狂》之后,引发犯罪动机,居然模仿剧中犯罪行为,于1995年展开跨州疯狂杀戮行动,造成一死一重伤的惨剧。这对“亡命鸳鸯”落网后供称,犯罪动机完全是来自于电影《天生杀人狂》。于是被害人家属对奥利佛·斯通与华纳电影公司提出指控。但路易斯安那州地方法院法官莫里森裁定:大导演奥利佛·斯通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保障,不需为此案担负责任。然而被害人家属和律师却向媒体表示,路易斯安那州法官的裁决令人不满,他们将提出上诉。     

规范传媒的庭审报道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较为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大法官说的：“司法与媒体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丰富内容，对于媒体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而现代媒体所拥有的信息传播力量、广泛社会影响、舆论监督作用，也使得司法机关无法忽视媒体的作用。”①另一方面，一些传媒记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了“报道”的层面，对正在进行的庭审本身、对诉讼参与入甚至法院法官妄加评论，这种缺乏法治意识的做法干预了司法独立，使得司法界对传媒界难免产生“敬而远之”的戒备心态。单独强调某一方面的责任都不能化解矛盾。笔者试着从新闻报道职业规范的角度来探讨媒体记者如何通过加强自律，遵守国际公认的职业规范来报道案件，促进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     

档案开放谁说了算？

据2004年6月27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市民董铭因申请查阅岳阳路一处房屋原始产权资料被拒而状告上海某区房地局。这是自5月1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实施以来，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而被正式立案受理的行政诉讼案。8月16日，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此案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向以敢于涉及社会敏感问题著称的《南方周末》更是以相当大的篇幅深入报道了此案的审理过程。     

央视女主持身陷“贪腐”漩涡——刘芳菲的多面人生

2010年3月30日,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受贿案在北京一中院出庭,审理中人们发现,此案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在众多的追踪跟进报道中,媒体的眼球都集中到了那两位与王益有瓜葛的女明星身上,一个是电影明星赵薇,一个是央视主持人刘芳菲。尽管法庭表示有关这两个受牵连的女星的案情不方便透露,但她们的出现,已经使王益一案变得生动了起来。贪官和女明星纠结在一起,这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对贪腐官员的想像,也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     

美国战争报道中缺失的新闻专业主义——从阿内特被解雇说起

2003年3月31日,正在巴格达采访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彼得·阿内特被该公司解雇。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了美国媒体一贯主张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战争报道中的缺失。同时,本文讨论了美国记者在战争报道中的职业定位以及新闻专业主义与法律、舆论在战争期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最后得出结论,美国当代战争报道中媒体新闻专业主义逐渐消失;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还是主流的今天,媒介全球化只能流于形式,媒介全球化中必然要遇到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阻力。     

想看审理后的新闻

“此案正在审理中”,这是一些媒体报道追捕擒拿犯罪嫌疑人后留给读者的一句话。既然有言在先,读者、听众、观众自然期盼着审理后的连续报道。可媒体有时却只许愿不还愿。当然,作为案件,从追捕到有审理结果,需一个时间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有法律规定的,有些时间超过了,媒体仍奋无音讯。再说,犯罪嫌疑人被追捕后必然要审理,预报Y案正在审理中”有点多余,也不主动。其实,有些打击犯罪分子的报道,如时间性要求不太强,那就不一定要抢发‘毗案正在审理中”的报道,可待审判结案后再报道。宣传看效果。这样做便于一些复杂案件的侦破,…     

不妨让媒体自由讨论正在进行的案件审判

许多论著认为,媒体言论会影响法官判断,例如误导法官正常的思考,或使之改变已有判断。这假设了两个前提,即法官必然会接触媒体言论;当他们接触媒体言论的时候,必定会受到影响。这两个前提都是可质疑的。     

批评性报道的法律意识与司法环境——编辑记者、法官认知状况调查

在批评报道经常涉及的谴责、贬斥态度呈现上,法官理解、掌握的法律尺度比编辑记者更倾向于意见、情绪表达的理智与分寸。编辑记者处理报道客观性更多地采取新闻构成要素基本真实即可的行业标准,而法官对媒体因实际条件限制而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客观状态倾向于将苛刻的客观性要求置于优先地位。法官与编辑记者对报道侵权的认知态度存在较高水平差异性,由此决定了较高的媒体败诉概率。     

”机器人记者”对新闻人才培养的冲击

<正>源于美国的"机器人记者"的应用和推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关注和讨论。讨论的话题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如"记者的饭碗会被机器抢走吗"、"新闻院校培养记者的模式是否应该因此作出变革"等等。互联网媒体勃兴之后的20多年来,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式方法的争议就没有间断过,机器人记者的出现再次触及到了这一问题。     

日本记者是否有权为消息源保密?

1997年,围绕着美国某公司的日本法人隐瞒收益一案,日本和美国相关部门进行了联合调查。美国向日本有关方面提供了信息,从而搞清了案情,日本法人受到追缴国税的处理。当时,日本NHK、《读买新闻》等媒体对此案进行了报道。事后,美国某公司以“美国政府向日本泄露了信息,使本公司蒙伤害”为由,将美国政府告到亚利桑那州法院。亚利桑纳州法院通过日本最高法院,委托有关地方法院对此进行审问。结果,关于记者是否有为消息源保密的权利,三个法院,两种判决,结论截然相反。这反映了不仅新闻机构与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且司法机关内部对此…     

从"牟其中案"的审理谈人民法院的审判旁听制度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 ,原南德公司总裁、“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家”牟其中涉嫌金融诈骗一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曾引起中国新闻界的极大关注 ,中央和地方的数百名记者云集江城 ,报道此案。然而 ,除了案件本身引起的新闻轰动之外 ,更吸引公众视线的 ,是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个与案情无关的细节 :数位记者的笔记本、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被执勤法警当场没收。原因是记者没有法庭“旁听证” ,私自进入法庭 ;而且未听法庭警告 ,“未经允许”私自进行录音、录像和采访活动。法庭的“严格执法”行为引发了三个方面的后果 :一、对公开…     

从虹桥案庭审直播看电视传播的同步优势

举世瞩目的重庆綦江虹桥垮塌事故所涉及的两个刑事案件,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至４月３日断续进行了四天半的公开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央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对此案部分审理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直播较好地发挥了电视媒体的同步传播优势,将这一案件的公开审理过程全息展现于荧屏,使数以亿万计的观众通过屏幕与到庭的３００多名旁听公民一起,共同经历庭审现场的庄严时空,共同感知个案解析的司法公正。这次庭审直播展示的同步优势,表现于这样几个层面。一、依法审理:司法与传播同步３月２６日上午８点,我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