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宗室管理制度的历史渊源试论

两晋宗室管理制度历史渊源有三:一为秦制,一为汉制,一为魏制。晋代专职管理机构宗正、关涉机构大鸿胪、太常的设置远承嬴秦。两晋宗正以有封爵者任职,宗室属籍范围在皇帝袒免亲以内,设置宗师,对宗室王公田宅做出限制性规定,这些主要是承袭西汉制度。两晋宗王等宗室成员车驾制度主要沿袭东汉制度。晋代宗正人选兼以庶姓一定程度上受曹魏制度影响,西晋严格禁止宗室成员私买禁物,主要承袭曹魏之制。晋世宗王置妾八人的规定亦系沿循曹魏咸熙元年制度而来。凡此均可看出两晋宗室管理制度兼采嬴秦汉魏之制,同时亦受到儒家经典的影响。     

浅谈宋代宗室文化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以“崇文抑武”而著称于世,宋代文化的繁荣也达到最高程度,而宋代宗室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造了自身独特的宗室文化,成为活跃在宋代文化舞台上的最为独特的一部分。     

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

洪武初年定五等爵制,皆须军功,有大功方可封公、侯。武官因袭替制度的存在,故最低封侯,以下世袭指挥使。永乐以后伯爵规格提高,武官有功则封伯。而明初文官在严酷的政治气氛下难获封爵,故子、男长期虚置,逐渐废革。此外,《大明律》文官封公侯条件极高,故此后文官有大功亦止于伯爵。宣德以后,臣僚封爵即落去职事官衔,爵位与职事官衔并立的局面终结,勋臣只出任差委。明代封爵待遇较唐宋优厚,但祖宗之制与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矛盾,文官地位崛起而不许封,武官地位日渐低下而难获封,使爵位在百余年中仅为承荫袭爵者把持。     

蜀汉封爵的授予与继承

蜀汉封爵在授予方面沿袭汉制较多。皇帝掌握最高封爵权,大鸿胪、宗正、光禄勋等负责具体封爵事务,封授仪式遵从特定程序。蜀汉袭爵者并未真正担负起护国重任,相反其中部分人在存亡之际与益州集团士人一起背叛政权。蜀汉亡国后封爵者多数被剥夺爵位。蜀汉封爵政策的某些失误应引起我们充分思考。     

诸葛亮“限之以爵”及蜀汉封爵制考析

诸葛亮提出的“限之以爵”这一治蜀举措,在蜀汉四十多年的施政中得到较好实施,并收到明显的效果。由于严格以军功、事功控制封爵,使蜀汉的封爵制与魏、吴相比,显现出高爵位少、数量少、虚封多、食邑数不明等特点。     

永乐朝大功与累功封爵并行机制的形成

朱棣正式登极后,遵照“开拓疆土”与“削平僭乱”的大功标准册封了征安南、平辽东倭寇的将领数人。至永乐十八年（1420）与二十年（1422）,朱棣创设了新的累功册封模式,加封在“靖难”之役中大功不足但又长期征战积有较高功资的将帅。至此,明代形成了大功与累功两种并立的军功封爵标准,大功勋臣多封世爵,累功勋臣多封流爵,明代军功封爵制度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完善。     

天潢贵胄的吟唱——试论宋代宗室诗

《全宋诗》及《订补》收录了234位宗室的两千余首诗。据宗室自身及诗歌创作的发展实际,将宗室诗分为五个时期描述,宗室诗的发展特点与平民特色既受制于宋代的“隔离政策”,又与宗室自身的平民化相一致。整体看,宗室缺乏一流大诗人,宗室诗亦缺乏鲜明特色;而另一方面,部分宗室诗投射出对赵宋王朝的特殊感情,部分宗室的诗歌创作则为整个宋诗的繁荣作出了较大贡献。     

曹魏的封爵制度与食封支出

建安时期是曹魏代汉的政治过渡期,其封爵制度在爵级、爵称、封赏对象等方面大体沿用东汉之制。不过 囿于户口严重减耗,从田租户调获得的财政收入相当有限,为优先保证军费开支,曹魏的列侯食封制度作为一项财政 支出制度,比东汉有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乡亭侯食封户数大为减少。同时,建安时期曹魏极少用进封爵级酬赏军 功,并创设四种“皆不食租”的爵级,也都是出于减少财政支出的考虑。曹魏代汉之后,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列侯封 爵制度基本沿用建安之制。不过,由于授封标准放宽,增加了县侯、王侯二类享受大量食邑户的封爵对象,加上曹魏 后期逐步控制政权的司马氏集团,加紧改朝换代的准备,有意将封爵食封作为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和财政手段加以运 用,以致食封支出继续增长。曹魏代汉之后食封支出得以持续增长,是以在籍户口及其租调收入逐渐增多为财政基础 的。     

北魏宗室阶层研究综述

北魏宗室是特殊的社会阶层,其上限可追溯至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出身天潢贵胄的他们构成统治集团的骨干,对北魏社会的发展和政局走势产生深刻影响.北魏宗室有“虏姓”头号高门之尊,又是中古北方内徙胡人家族的典型代表.北魏宗室阶层以极高的学术价值备受学界瞩目,经过前辈学者的不懈耕耘,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在某些具体问题和总体特征的把握上尚有欠缺,亟需努力弥补.     

试论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

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清朝统治者奉行对满族宗室贵族的优待政策,力图通过满族宗室贵族达到对全国政权的统治。因而在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方面积极学习汉民族优秀文化,一方面则恪守祖制,维护以清语骑射为特征的满族固有文化,并在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为宗室人员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清代八旗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     

晋宋宗室官员考黜略论

晋宋宗室官员考课是在当时王朝常规考黜制度规范下进行,并不存在专为宗室官员制定的特殊规定.两晋宗室官员考黜周期大致为6年,刘宋宗室官员的考黜周期则大致是3年左右,相较而言,短于刘宋早期的任官周期而略接近于孝武帝以后的任职周期.西晋皇权强大,刘宋皇权复振,且都推行重用宗亲的政策,故而西晋和刘宋的宗室官员在考课方面虽然遵守常规进行优劣评定、赏能罚否,但事实上能得到额外优待,有罪黜免时往往法外施恩,甚至免官后的起复也较庶姓为易,因此仕宦较为顺利,容易升迁要职,但也不无宽纵之弊.东晋皇权衰弱,宗室政策与高级门阀利益相抵触而难以施行,宗室官员的考课黜陟反较庶姓官员更为严格,多有贬谪,仕宦因此比较艰难,担任清官要职的机率降低.     

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

西晋王朝重用宗室 ,宗室或者任职中央 ,或者出镇方面 ,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宗室成员虽然也要根据九品官人法出仕 ,即需中正品第 ,获得一定乡品后方才取得入仕资格 ,但他们主要通过吏部铨选直接入仕 ,入仕年龄相对较低 ,起家官品相对较高 ,起家官多为清显之官。宗室仕进制度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西晋王朝大力任用宗室及当时的政权结构、政治发展特点是密切相关的。西晋大封宗室诸王、允许推恩分封及选官制度中“二品系资”制度的制定客观上保证了宗室成员在仕进上享有特权 ,使得更多的宗室成员更易转变为国家官员 ,成为维持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财产观念

全真教自金初形成后,主要以乞食为生,蒙古进入中原后方转为耕作自给。但不论是乞食还是耕作,全真教对财产的态度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金元时期,全真教轻财如土、以义取利、公而无私的财产观念基本贯穿于始终,这也是全真教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全真教形成的这些财产观念,并不是对世俗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具体而言,这些财产观念都和修道紧密相连,这就为全真教正确处理财产问题奠定了基础。     

风流千古人琴俱存--汉晋之际的士人与琴的关系之探讨

传统社会的诸多乐器中 ,唯有琴“不入歌舞之场”,“不杂丝竹拌内”,仅限于文化人中流行 ,是士大夫身份的重要标记 ,而汉晋之际则是琴与士人之关系结合最为密切的阶段。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发掘琴的文化底蕴 ,探讨汉晋之际士人与琴性命相托之关系 ,揭示其人琴合一所凝聚的永恒魅力     

六朝帝王陵寝述论

六朝陵区多由两个以上陵墓构成。陵地的选定 ,除聚葬和风水因素外 ,还要考虑墓主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陵区内各陵之间 ,以及每个陵园中主从墓之间 ,按照墓主生前尊卑有规律分布。陵园内有陵门、陵垣、神道石刻、玄宫、寝殿等建筑。六朝特别是南朝陵墓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差异 ,明显反映墓主生前身份的不同     

两晋疫病及相关问题研究

两晋时期，疫病流行的范围广、频率高，其发生与水旱等自然灾害、战乱、环境、医疗水平等因素有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针对疫情，当时社会各阶层展开了自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用极其有限。两晋时期疫病发生与流行，也暴露出当时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     

魏晋女性文学创作述论

魏晋时期儒学式微,玄学兴起,较为开放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使得其时女性具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她们的文学创作反映出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识与文学特征,即所谓“魏晋风度”;但是,另一方面,此时依然处于封建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纲常又使得她们的文学创作无法摆脱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怨”之情感。她们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史平添了一种细腻如丝、绮丽如画之风格。     

谢安、桓冲与东晋皇权政治

东晋孝武帝时期，谢安与桓冲为了本门阀的利益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合作。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不仅受门阀政治的制约，更受皇权政治的制约，反映出所谓的“东晋门阀政治”实质上还是皇权政治。     

魏晋隐逸论

魏晋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导致隐逸之风盛行。当时，不仅隐逸的人数多，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明清时期重庆科举考试述论

中国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度规范化和制度化,"科举永制"为科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这一时期的重庆科举虽然仍逊于东部及江南地区,但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移民等因素的作用下,在中举人数与分布范围等方面均超过前代,达到历史鼎盛阶段,成为反映明清科举制度在西南内陆地区发展状况的典型地方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