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诗学的历史轨迹：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评述

哈佛大学英文系格林布拉特教授是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领袖.在当代西方学界,对格氏理论的阐释已经扩展到文学批评、文化理论、人类学和历史研究等领域,而国内学界对格氏尚止于新历史主义的译介工作.针对国内格林布拉特研究的失语现状,以文化诗学概念的衍生为线索,重点对格氏批评理论展开相关梳理,试图在历史语境和批评实践中以文化诗学的视角重新认识并总体评价格林布拉特及其批评理论.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综述

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英美文论界的新兴批评理论,新历史主义是在当代语境下对历史文本重新进行文化阐释和政治解读的阅读诗学。中西方学界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也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征。本文以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为研究个案,在回顾新历史批评发展历程的同时,总体把握中西方学界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现状,重新把握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理论内涵。     

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旨趣及其文化影响

新历史主义之"新",在于它是一种将历史文本化,用文化阐释的方式解读历史的理论,它关注的重心不再是由实在事件构成的"历史",而是由话语符号构成的文本和贯穿于文本之中的"文化",因而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应是"历史文化主义"。相对于原来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历史主义而言,它将一种对于文学而言的外在性历史视角,转化为文化场域内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将历史文本化,历史首先被视为一种文本的建构而非客观的存在,动摇了历史叙述中那种根深蒂固的语言透明性,使外在性的历史以"文本—文化"的方式转化成了内在性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建立起互文关系,将形式方法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将原有的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转化成了一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跨文体互文",新历史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的纯内在性。这种泛文本化的思想方法为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形成了一种文化诗学、历史诗学。但这种文本化的方式依然存在着两方面的困境:其一是使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的否定性结构更为显著;其二是使"历史"被抽空了丰富性的内核,成了空洞的概念。新历史主义的这种困境也是文学理论尝试以二元对立的共时性结构来批判实证主义、经验主义,重建一种文本自律性的理论体系这一尝试的最终困境。新历史主义使文学理论走到了"文学之外",却没能使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方式真正地走到"文化之外"、"文本之外",新历史主义者依然没能走出杰姆逊意义上的"语言的牢笼",将一切泛文本化实际上否定了文学有任何超越文本之外的现实价值。     

“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0月24日,由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日本大手前大学共同举办的"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80多所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津门,共同探讨东北亚各国的文学、诗学传统以及文化互读.     

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基本研究路径:一者可以称为“审美诗学”,一者可以称为“文化诗学”.前者以个体性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旨在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风格特征、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以及文学的创作与接受过程的心理机制、文学的审美价值等,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后者以审美经验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整体关联性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包括文本构成、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在形成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联系,回答“为什么”和“意味着或表征着什么”的问题.就西方而言,审美诗学属于“现代性”范畴,是所谓“审美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化诗学”则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是一种饱含反思性与颠覆性的文学理论研究路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则“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与理论特性.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和西方学界相比呈现出一种错位,对于这种“错位”现象不能仅仅从学术影响的“时间差”角度来解释,根本上乃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使然.今日中国的文化诗学正在成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学阐释路径.     

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形”理论解读

格林布拉特是美国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和学者。他是新历史主义的提出者及实践者。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作品时,他提出了自我塑形理论。本文阐释了格林布拉特自我塑形理论的含义,其理论中权力的即兴运作以及莎士比亚自我塑形的过程。     

从“审美中心论”到“审美/非审美”矛盾论——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反思与拓展

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其中"审美中心论"既是文化诗学之根,也是其所有诗学活动中的第一存在。"审美中心论"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是"美学热"的精神遗产,也是童庆炳本人累积而成的思想财富,把它移植至文化诗学,此为继承与发展"旧说"(审美诗学)。同时,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学术论争中,童庆炳又挺身而出,对话"文学终结论",批驳"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思"文艺学边界",此为与"新说"(文化研究)交战与斗争,其意图之一是要保卫"旧说",强化自己的"新说"(文化诗学)。然而,因童庆炳看重高雅文学,强调诗情画意,其文学观与审美观也就偏向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它固然纯正典雅,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关闭了与文学、文化现实交往互动的通道,所谓的"关怀现实"与"介入现实"很难落到实处。拓展文化诗学的可能方案之一是把"审美中心论"的单维结构变为"审美/非审美"的矛盾组合(二律背反),这样才能既刷新我们对它的认识,又使它面向复杂现实。因此,文化诗学的前景与生长点很可能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部",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     

论文化诗学的本土化及其现实品格

"文化诗学"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情势所需、理论所求的必然产物。西方文论模式的大量引进、译介与套用,使得20世纪80年代文论建设在理论繁荣、方法多元、话语拓展的同时造成了身份的失重、思维的困惑与文论的失语,进而导致时代文学的整体性焦虑。"方法热"、"主体热"、"语言热"、"文化热"之观念变迁,不仅负载了当代文艺理论蜕变的艰难思考,还体现了对固定化文论模式思维惰性、理论规范的框架冲击以及摆脱焦虑、寻求突围的理论走向,更在路径深处形成了"主体性"与"文化视角"合围的本土文论建构趋势。由此,体现当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便呼之欲出。文化诗学的"本土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论"文化转向"语境下的自我反思与视域调整,更是阐释对象不断"泛化"、理论问题渐趋"失控"、话语逻辑屡遭"消解"、审美价值精神日渐"虚无"之后的"诗学"辩护,深刻凸显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哲学立场上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根本区别。     

文化诗学的理论困境与突围对策

"文化诗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文化诗学与新历史主义之间的学理界限纠缠不清;文化诗学忽视历史,企图在不确立正确的历史观与哲学观的基础上空谈文化诗学;文化诗学偏离初衷,与文化研究等各种"后———"理论新潮辩难不明;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队伍尚欠成熟。正是这四重"病根"使文化诗学陷入了二次"消亡"的危险。本文提出了三种突围困境的理论对策:回归文本、重提经典;立足史料、沉潜历史;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对"不在场"的"症候性"进行揭示。     

“以文化人”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运用探究

发挥"以文化人"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文"是基础,"化"是关键,"人"是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根基、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为借鉴是"文"的基础。"化"的路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与文化传统相结合,显性载体与隐性教育相促进,传统式灌输教育与新媒体激发教育互应用,促使社会主义廉洁观广泛成为全社会群体所提倡并普遍认可的自觉行为,构建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防火墙"。     

“闲逛者”的消费文化

本雅明的"闲逛者"意象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启迪我们探索后现代社会的消费空间所具有的文化诗学价值和美学意蕴。通过探讨"闲逛者"消费文化的关联性,为我们阅读和分析城市文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野。     

价值观视域下的中美体育文化比较

一、中美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差异1.中美体育文化价值观内涵的差异中国体育文化是典型的东方体育文化。由于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均来自于内省或内悟过程,在"天地人合一""知行合一"哲学观的引导下,"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些哲学观念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体育文化的理论支柱。这种哲学观在在中国传统的气功、武术、     

伊格尔顿的“文化战争”论

伊格尔颁的"文化战争"论是他对文化研究的重要现点.它奠基于伊格尔顿对威廉斯文化定义的新的阐释.来自前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念在后现代社会的出场,归根到底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当文化成了一种从政治上认真对付的力量的时候,它就在知识界占据了突出地位.于是,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文化概念的多重舍义,文化战争至少有三种方式:即作为文明的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和作为商业的和后现代的文化之间的美德、民族精神和经济学的文化战争.     

互文性理论的形成与变异——从巴赫金到布鲁姆

互文性,亦称"文本间性",是目前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主旨精神在于消解权威,解放文本,释放文本的意义.然而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互文性"形成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内涵,一方面显示了这一关键词对后人启发的丰富性,同时也形成了诸多不便.本文试图追根溯源,指出互文理论的贡献者及其理论观点,分析其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以期理清视域,方便研究.     

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及其评价

詹姆逊文化批评要"永远历史化":首先要发掘"缺场的原因",然后再纳入社会的视域,最后进入最广泛意义的历史领域,也就是文本变成社会文本的过程。社会形式诗学的理论有多个理论来源,"社会形式诗学论"是詹姆逊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理论创新。但社会形式诗学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许多概念范畴混杂,意义不够清晰;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具有黑格尔的影子;批评过于政治化,以至于损害了文学批评应该有的审美性等等。     

《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自我造型

新历史主义批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提出"自我造型"理论,认为"自我造型"涉及自我向一种专制权力或权威的顺从承认并且总是经由某些被视为异端、陌生或可恨的东西才得以获得。"自我造型"总是在自我与权威和异己的顺从和斗争中逐渐形成。《野草在歌唱》的女主人公玛丽便是在与以男权社会为权威和以黑人为异己的不断斗争中完成自我造型——从"自由女性"造型到"家庭主妇"造型,从"白人女性"造型到"黑人女性"造型,最终被社会权力话语当作异己完成自我删除,揭示出"自我造型"是一个社会化的建构过程。     

文化诗学的研究现状及其走向

当下文化诗学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要形成自己的理论大厦,在对待中西文化诗学的态度上,应坚持互补、互识、互征的原则,积极寻求多元文化的互涵互动,在中西汇通的视镜中将本土诗学话语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建构中。     

两种人物观与叙事动力分析

叙事学中,"心理性"人物观与"功能性"人物观的矛盾由来已久,对二者背景的分析将触及深刻的文化神经.二者的分歧在于文本之叙事动力问题.性格逻辑对文本的驱动不过是一种表象,其力量正来自话语强制力的馈赠,这种复杂的理论调和对于解决现代叙事学中两种人物观的对立或许是一种出路.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研究源于60年代的英国,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但他对于文化结构--也就是结构对于主体的决定性的强调多少压抑了主体的反抗意义.葛兰西的理论则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和人类的主观意图同实践截然分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转移.文化研究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对于主流文化所排斥的种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文化研究也表现了特殊的兴趣.当然,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不会影响文学经典仍然充当文化研究中的主要话题,而且,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总之,文化研究的出现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天堂,同时也表明,文学仍然可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中国古代诗学“情”论三变

中国古代情论诗学思想历经先秦两汉的"情志"论到魏晋时的"缘情"说到明清时期的"欲情"说的嬗变,其深度意义在于其文化语境和价值维度的嬗变,"情"由先秦两汉时外指向泛生命化的社群人伦感受变而为魏晋时内指向个体生命的审美精神性感受,再变而为明清时的个体生命情欲感官感受.此一脉络昭示了人的文化生命自我解放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古代诗学作为文化诗学的范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