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转向个体道德的主体性张扬

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只有将社会道德转化为个体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信仰,才能更好地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目标。社会道德转向个体道德,个体主体性发挥着中介和桥梁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个体道德主体性,激发个体道德需要,培养个体道德能力,才能有效促进社会道德内化。为此,应当高度重视个体道德主体性培养,在培养个体道德需要、提升个体道德能力过程中,促进社会道德转向个体道德。     

在出走与回归之间——从《不明飞行物》看城市女性的道路

都市社会带来的生存领城的分野和个体意识囚禁与舒散的张力，是女性意识的温床。赵凝的小说《不明飞行物》注目于都市场景中女性所受到的来自都市社会、男性及士性自身的三重压迫，通过展示城市士性经由自我发现、自我寻找继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迷失的心路历程，揭示出实现女性主体意识完全觉醒和生存境遇彻底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铿锵而丰盈——论《野火集》之责己精神与理想文化心理建构

《野火集》的文化和社会批判在政治体制内发难,认为人的精神建设在社会整体建设中处于根本地位,训示社会问题,刺激个体责己精神、抗争激情和力量觉醒,呼唤具有道德反省力与自信的现代公民意识,要求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龙应台着眼于不容忽视的民间生命力,倡扬创构一种熔台湾本土经验和民主价值为一炉的自主性的文化心理空间,从现实危局、文化危机与历史境遇出发进行社会批判,始终与人和社会改造的理想相联系,试图追寻、复原一种沉落的文化与生命精神,其终极目的是对人的关怀。     

和孩子一起成长？——对《狼来了》的道德再思考

《狼来了》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传统道德故事,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观念的更新,我们教育者们也需要对这个故事进行新的诠释和理解,从而使家长和老师在新的诠释和理解中完善教育理念,让孩子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发展自我的人格和主体意识,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一起成长和进步,让教育变得更加和谐和美丽。     

论文化意识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在社会文化氛围中是以文化实践为参照,在对主体文化意识的确证中实现自身对时代文化精神的体认,使对象世界发生属人的转变,达到文化意识的拓展和深化,而发展深化了的文化意识通过文化教育主导着主体进行新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文化的进步在其核心价值取向上必然是人的自我实现,即人的全面发展。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文化意识系统———文化认知、文化情感、文化意志连蒂关系的探讨,对体现个体文化人格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矛盾的文化无意识与文化意识进行教育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的分析与思考,以文化实践为参照系,确认教育的人格心灵“唤醒”的价值核心,造就个体新的文化人格力量和现代文化意识,对社会文化进行再认识,再理解和再评价,体验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社会的矛盾统一,立足于现代文化意识的培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哲学内涵作了初步的探索与设定     

物权，社会文明的新起点

《物权法》的问世,不仅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亿万中国人自我权利意识增强的内在要求。“个人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和国有财产将受到平等保护。“从20年前制定的《民法通则》中“物权”这两个字连用都不能用．到一部完整《物权法》的通过,这表明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大进步。     

政法院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从德育角度来看,社会责任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在人类社会和自我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的一种意识,是对自己在道德活动中完成道德任务的情况是否满足其道德需要而产生的情感体验。从具体内容上讲,责任感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感。从社会实质上看,人的责任感反映的是人的价值问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是对自己在承担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中的情况是否符合内心需要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其核心是大学生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安定与变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应负的责任,并将自己的存在与活动同人类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调查表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的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他们更加关注自己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作用和受益程度,关注自身发展与社会未来发展的适应性。但是他们对个人责任,特别是如何实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知行分离特征,即能认识到但往往做不到,产生知行脱节、学而不思、述而不作、知而不行等。     

个体欲望的道德化嬗变－《大浴女》中尹小跳形象解读

从道德评价角度解读《大浴女》中主人公尹小跳形象。分析成长过程中使她欲望满足的同时又进行道德忏悔的三个事件，阐释蕴含在形象中的道德隐喻意义：个体欲望的道德化是使人性完美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论阮籍人格心理的超我意识

阮籍人格心理的超我意识具有自由超脱和批判世俗的特点。在现实环境和自我意识的压抑下 ,产生“超我—自我”的心理冲突和道德焦虑 ,并在《咏怀》诗中通过自卑与自责的方式凸现出来。其超我意识是在家族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及认同下产生发展的 ;同时他内向软弱的性格和与政治的疏离关系 ,又使超我无法突破自我的压抑。阮籍超我意识的理想人格从勃兴到分裂 ,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他的个体人格悲剧     

《论语》·道德·中国梦——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构建

儒家经典《论语》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首倡:于自我应有"温、良、恭、俭、让"的道德风貌;于社会需秉持"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念;于家庭需要坚守"孝、友、悌、恭"的道德准则;探寻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德境界;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实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下,价值相对主义日渐盛行,新锐思潮前赴后继,《论语》的道德示范是培养大学生道德责任的精神利器。道德责任由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和道德情绪等元素构成,需要大学生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道德元素在转化、融合的过程中,学习与教育是必要的催化剂,也是道德责任培养直接而有效的现实途径。追溯《论语》的精神内涵,以价值认同为魂、以自我反省与榜样借鉴为首、以实践为本,展开积极的自我教育是大学生道德责任培养的关键所在。同时,学校、家庭和社会联合教育力量的汇聚则为大学生道德责任培养提供了相互策应的"能量场",提升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助力中国梦的实现。《论语》、大学生的道德责任以及中国梦之间的内部文化逻辑使它们融为一体:中国梦是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论语》的道德价值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大学生秉之以践行中国梦则是自身的道德责任,也是对价值纷扰的多元化文化时代做出的积极回应,三者相互促动,共同构筑了一幅生动的道德文化图景。     

“成长小说”的典型文本——评曹文轩长篇少年小说

从曹文轩的《根鸟》等几部长篇少年小说,可以看成是我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典型文本。小说以少年的精神的动态成长为核心,以成长的视角为主视角,并精心设置了成长的引路人的角色,对少年的成长作了形象的阐释。曹文轩通过小说也对成长作出了独特的美的关怀。他的长篇小说可以被看作为中国当代出现的"成长小说"。     

关于增进自我和谐的思考

自我和谐就是自我的物质与意识间,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着的矛盾和谐。只有科学认识自我的物质、意识、社会实践三者及相互间的系统关系,进而科学认识人自身存在的矛盾,才能珍爱自我生命、关爱他人生命、提升自我境界,促进自我和谐。     

陈白沙之诗与酒

白沙集中大量的咏酒诗, 它们表现出浓烈的主体意识与生命情调。主要体现在： 抒发自得的逸兴浓情; 表现诚挚、融洽的友情; 陶然忘机的诗酒之乐; 表白高洁、自由的人格     

乡关何处——论《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形象

阎真的小说《曾在天涯》成功塑造了高力伟这一新时期留学海外的知识者形象,在百年中国留学生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小说的表层叙事是高力伟在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对于本土文化的坚守;深层叙事是高力伟文化身份的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则与他东方式的自我意识有关。高力伟形象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德育过程中的情感陶冶

德育过程中的情感陶冶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十分重要,它不仅内在地构成了德育过程,而且在建构以凸现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地位为特征的主体性德育模式中不可或缺,另外它还是德育加强对人的情感培育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学校实施德育目标的有效手段。     

试论阮籍人与诗的合一

《咏怀诗》主要创作于阮籍出仕司马氏之后,由于政治上的随波逐流而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他力图用一种以狂与慎为特点的行为方式树立自己的方外形象,藉此曲饰人生的难堪。诗歌是阮籍自我压抑中的独吟,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深受其人生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曲饰性。这种人与诗合一的文学创作成为作者的生命需要,又融入他的哲学思考,是非常个人化的,体现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     

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理性透视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是指在身份定位上具有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认知,即对自己的角色行为、角色使命、角色追求和角色生存方式等具有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大学教师具有知识分子的外在形态和成为知识分子的无限可能性。但是,大学教师在教学中的实然表现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价值旨趣是根本悖离的,而根源就在于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缺失。为此,应该通过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想、建构"课堂共同体"、提升理性批判意识等策略,唤醒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     

论汪曾祺文学语言观及其文化渊源

汪曾祺作为一位从40年代走过来的老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语言论转向"背景下,表现出极强语言自觉性.他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深刻命题,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丈学语言观.汪曾祺的语言观有着较深广的中西方文化渊源,探析这个源流,才能更深入的透视老作家文学语言观的深刻内涵,从而真正敞开其作品语言的独特艺术魅力.     

论高启的情感立场与人生选择

高启一生对于社会、民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元末的动荡与战乱使他的理想难于实现;入明以后,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与率性的诗人气质又让他难容于官场;他以社稷民生为念,但他始终无用武之地。他的情感立场决定了他的人生选择;他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到他的情感,两者交织,构成了高启始终挥之不去的痛苦。     

情感与理性的弥合——解读台静农《地之子》中蕴藏的“悲心”

20世纪20年代,台静农以其乡土小说创作蜚声文坛。与同时代其他小说家对待乡土态度的不同之处是,台静农在细致描摹乡村百姓的生存状态及精神特征的过程中,没有简单止步于揭露与批判,更多是挖掘卑微生命身上的闪光之处,揭示了他们对痛苦的自觉意识,进而肯定了其对于自身命运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