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保护、政府保护与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

根据技术生态位的主体将技术生态位划分为来自政府的保护和企业的保护两个部分,构建了技术生态位影响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的面板数据模型,选取我国27个制造业行业2003-2011年的绿色工艺专利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生态位对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产生了正向的综合影响。从政府保护的角度来看,政府的科技资金投入和技术开发减免税都对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政府的科技资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大;从企业保护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科技资金投入和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均对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企业的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大。     

绿色信贷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分析了可持续金融背景下绿色信贷和企业生态创新的目标一致性,阐述了绿色信贷与企业生态创新的耦合关系,并从微观层面分别探讨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组织、文化和产品生态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将企业生态创新纳入绿色信贷的环境评估和审核体系,有助于绿色信贷的风险管控,推动企业加快生态创新,最终达到银行和企业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元共赢。     

绿色金融与创新生态融合质量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绿色金融与创新生态的融合协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2005—2020年山西省数据为例研究绿色金融与创新生态融合质量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山西省绿色金融呈现先降后增的发展趋势,创新生态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从融合过程质量来看,山西绿色金融与创新生态融合质量由低水平阶段向良性协调阶段转移;从融合结果质量来看,山西绿色金融与创新生态融合质量显著提升了人均GRP、显著优化了产业结构、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研究表明,山西绿色金融与创新生态融合质量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度提升了二者的融合质量,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市场化程度偏低不利于二者融合质量的提升。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主导下的中小型企业创新激励机制研究——以重庆为例

中小型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支强大而活跃的创新主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创新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从经济学角度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和激励中小型企业创新。本文以中小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引入创新政策和创新绩效两个重要变量,并将企业内部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整合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调研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创新政策中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对中小型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效果更为突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吸收与培养人才政策对中小型企业研发投入有着显著促进作用,其余创新政策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中小型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在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较为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银行业竞争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信贷配置的中介作用

基于企业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的现实需要,深入探究银行业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科技创新效率。以2010—2019年我国29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与企业科技创新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两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识别出以信贷配置为中介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增加信贷供给和优化信贷结构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企业创新投入的规模效应,同时通过增强银行对创新项目的筛选能力和创新风险偏好,激励企业提升创新产出质量,带来创新的学习经验曲线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且这一机制在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高的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对提高企业科技创新效率发挥作用更强。基于研究结论,分别从国家、企业和地方政府层面得到的政策启示为：大力发展股份制银行,鼓励银行业适度竞争;完善企业内部创新激励机制,打造创新型企业;加强金融支持,加快培育现代产业体系。     

融资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本文将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进行匹配,从融资能力的视角研究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检验数字金融在两者间的作用。研究发现：融资能力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数字金融对二者间的关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指标纵向分解后,促进效应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高、企业内部治理质量好及信息不对称程度低的情境下,数字金融的强化效应更加明显;不同渠道的资金来源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有所差异。最后,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推动金融服务创新和深化数字金融监管3个方面提出建议。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借力于数字金融的发展,着重增强自身融资能力进而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实现创新内涵式增长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政策偏向、层级冲突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将省和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和创新相关的词频与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相匹配,利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政府政策偏向、层级冲突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政策偏向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政府层级冲突弱化了政府政策偏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验证发现,政府政策偏向通过提升企业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方式提高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负债弱化了政府政策偏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管理层风险偏好强化了政府政策偏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本文对政府和微观企业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投入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下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且数字金融是部分通过影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绿色供应链管理与绿色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通过将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分为内部环境管理、生态设计、绿色采购、投资回收和消费者协作五类,将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研究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以中国210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活动中的内部环境管理、生态设计和企业与消费者的协作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绿色形象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路径,同时也是企业在遵从环境规制的压力中塑造战略性优势的必然要求。传统研究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合规性,但忽略了合规性绿色创新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和谐统一。据此,本文基于最优区分理论,以我国2013年~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绿色创新分为合规性绿色创新和战略性绿色创新两个维度,旨在探究绿色创新两个维度对企业绿色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研究结果发现：① 合规性绿色创新和战略性绿色创新均对企业绿色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战略性绿色创新相比合规性绿色创新更能提升企业绿色形象;② 环境伦理文化正向调节合规性绿色创新/战略性绿色创新与绿色形象的关系;③ 政治关联正向调节合规性绿色创新与绿色形象之间的关系;但未能显著调节战略性绿色创新与绿色形象之间的关系。本文拓展了绿色创新研究范畴,深化了绿色创新对绿色形象的作用机制研究,同时对引导中国企业积极落实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三阶段组合效率法测度剔除管理和环境因素影响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基础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情境下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金融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技术创新无论从创新投入角度,还是创新绩效角度都主要表现为“拉动效应”;金融投资和实体经营的利润率差异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当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时,企业金融化才会对创新投入表现出“挤出效应”;并且,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效率和创新绩效方面均高于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拉动效应”也高于国有企业。     

金融发展、金融创新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金融发展、金融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知识生产函数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静态和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从金融发展结构上看,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张有利于通过增加企业研发累积投入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而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却起到抑制作用;从金融发展效率上看,股票市场融资效率提升有利于通过增加企业研发累积投入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而银行融资效率没有发挥作用。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均有利于通过提高企业研发累积投入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科技金融生态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政府、企业、中介和市场四个层面构建科技金融生态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2—2021年中国29个省份的科技金融生态指标进行赋权测算,并构建非参数可加模型对中、东、西部地区科技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科技金融生态、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科技金融生态模式的构建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结果存在地区异质性。     

中国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基于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4-2012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结合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中国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科技金融投入与科技创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然而长期内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其中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企业自有资金和社会资本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投入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较小;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东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受企业自有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较大,中部地区受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影响较大。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启示。     

话说绿色金融

<正>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将对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它注重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绿色金融的核心就是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金融将生态观念引入金融企业内部,使得生态观念成为其经营     

基于冗余异质性的创新网络治理研究

技术创新网络治理是维持网络稳定及促进网络中知识信息流畅运行的核心问题,但现有文献在研究其异质性构成及结构优化方面相对缺乏。从网络成员异质性构成所导致的问题出发,将创新网络划分为核心企业层级与非核心企业层级,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层级内异质性构成与层级间同质性构成的冗余异质性结构对网络均质、脆弱及分裂的抑制作用及对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冗余异质性结构的建立与网络成员均质化、脆弱性及网络分裂断层负相关;网络成员凝聚力在冗余异质性与网络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长三角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机制质性研究

为深入分析长三角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机制以及关键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地区20家先进节能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网站、媒体报道、学术期刊等收集相关二手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进行数据处理,研究构建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机制模型,并进一步以其中两家典型企业为例,采用案例分析法研究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作用阶段。结果发现：（1）市场因素与环境规制是外部导向因素,创新技术与能力是内部驱动因素,利益相关者压力和资源整合与投入是强化因素,企业文化是维持因素;（2）在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4个阶段中,模糊前端、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商业化运用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分别为市场因素、创新技术与能力、资源整合与投入、利益相关者压力。基于此,提出长三角地区政府加强市场激励型和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企业提高绿色环保意识,共同加大绿色创新投入等建议。     

基于融资约束视角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以2011—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增加新投入;（2）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在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作用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企业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分别在高客户集中度和高水平内部控制的企业中,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揭示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为中小企业在供应链金融体系中提高融资效率,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束缚提供参考,也为针对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开辟新视角。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五省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碳目标”的号召下,绿色金融是引导节能减碳的重要市场金融工具,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清洁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江西、新疆、贵州、广东、浙江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进行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的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针对企业和省份层面的其他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普遍强于其他企业;同时地区开放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绿色金融改革体系;针对重污染行业制定对口指导方案;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本文以200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与绿色创新内容区分了节能型与环保型两种绿色创新模式,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企业对节能型绿色创新的选择,这种作用主要源于数字底层技术的运用。数字绿色研发投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均能调节企业的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策略。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制造业等对绿色改造需求较大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更大程度地推动了企业对节能型绿色创新的选择。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明晰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在实践层面对我国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