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背景下社会募捐的分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2016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具有我国慈善捐赠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意义。该法对我国公益募捐和私益募捐(又称社会募捐)作出了新的规范和调整,原则上禁止了非慈善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发起募捐。避免了因社会募捐产生的纠纷无法可依的情况。但是慈善法第一百一十条和一百一十一条又对非公益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发起社会募捐留有一定操作空间。本文希望结合传统社会募捐的分类,在新颁布的慈善法之背景下对社会募捐重新加以分类和法律性质分析。为解决慈善法背景下社会募捐所产生的纠纷提供参考。     

募捐纠纷的法律适用

近年来,基于扶贫救灾等社会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募捐活动社会广泛接受,但由募捐活动引发的法律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由于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社会募捐法,因而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类纠纷往往产生误区。如何正确认定募捐的法律性质,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解决此类纠纷的关键之所在。     

社会募捐财物所有权之类型化研究

在现代社会,社会募捐作为一种以公益事业和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日益增多。但是,爱心捐赠行为在给人们带来爱的同时,也引发了诉讼纠纷。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不同法院对此类案件往往做出大相径庭的裁判,而学者们的意见同样是众说纷纭。笔者大胆摒弃了以往的惯常思路,认为应当从类型化研究的全新视角出发,对不同募捐类型下捐赠钱物所有权的转移详加分析,这才是解决类似争议的正确路径。     

论社会募捐剩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对社会募捐的关注越来越多,社会募捐等公益事业不断壮大,但与之相伴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尤其是社会募捐剩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不清晰,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法律纠纷不断增加。本文从当下热议的募捐剩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展开论述。     

影响中美高校募捐的社会因素比较

本文从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对影响中美高校募捐的社会因素进行了中美比较，并对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捐赠事业提出了建议。     

承揽性质的旅游合同法律缺失及风险防范

具有承揽性质的旅游合同在中国旅行社行业内的推广,打乱了旅游活动中各方经营者与旅游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风险,对旅游者的权益保护,旅行社乃至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都极为不利,如果把旅游合同按照委托合同来定性,则完全可以将旅游活动中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解释透彻,还可以克服承揽性质的旅游合同所带来的大量法律漏洞问题,比较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和目前中国的国情.     

襄樊“感恩门”事件的法律问题分析——兼论社会捐赠的法律构成——兼论社会捐赠的法律构成

我国现阶段社会捐赠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何规范社会捐赠，规范捐赠的发起人、捐赠人、受赠人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捐赠财产的管理、使用以及捐赠财产剩余的归属和处置，都必须尽快予以明确和界定，否则，将挫伤捐赠者行善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捐赠事业的健康发展。     

信托与合同的比较分析

从信托与合同的起源、理念、构成要件、法律性质及利益第三人与受益人、委托与信托等方面加以比较，并通过对信托合同的特征、信托与信托合同的关系的分析，以求更清楚地理解信托法律关系的本质与特征。     

离婚协议"赠与子女"条款性质及法律适用

根据案例检索,与离婚协议、赠与子女相关的案例数量大,呈现增长趋势,但就其性质及法律适用存在同案不同判.就"赠与子女"条款与离婚协议其他条款间关系而言,应当采用离婚协议整体说,各个条款相互牵连,构成一个整体.就该条款产生的父母与受益子女之间的关系而言,应认定成立附离婚条件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受益子女有权独立诉请义务方履行且...     

我国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及指导服务的法律性质

近十多年来我国全民健身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社会体育指导人才的资源性价值愈加突显。国家应从法规上给予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地位上的肯定,制定相关法规文件时,应该充分考虑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身份的特殊性,并逐步实现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社会化和法制化。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初探

本文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从制度、市场、服务、观念等方面进行阐述,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决策     

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性质

企业社会责任在20世纪80年代重提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其法律背景主要表现为所有权与生存权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深刻冲突。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以及其具体形式的“企业生产守则运动”,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协调劳资关系、保障劳工的生存权而形成的一种社会行动。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其本质而言是指企业对于社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就其责任范围而言,则主要是指对于企业内部劳动关系调整和劳工权益的实现所应承担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性质,决定了这一运动并非只是改善劳动者的“利益”,而是要实现劳动者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权利”。因而,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中,要防止雇主企图通过“企业生产守则”来实现对于工人的控制和对于传统劳工运动的替代或排斥的倾向。为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健康发展,必须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劳动法制轨道。     

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性质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现代投资工具,其运作不能脱离制度的基本法理。证券投资基金是信托关系,但它对信托基本原理不只是单纯的遵循,同时更是一种具体运用和扩展。信托制度已由民事关系的“理财”制度向商事关系的“生财”制度转变,证券投资基金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     

转型社会与社会治理工作的转型--转型期第三部门在社会矛盾消解中的作用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加快、矛盾冲突增多,成为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社会特征。同时,由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国家动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减弱,依赖于各种体制内资源预防、化解矛盾的做法逐渐显露其不适应性。转型的社会呼唤着社会治理工作的转型,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整合作用,消解社会矛盾,无疑是对这种形势变化和挑战的积极回应。     

法律进化与利他合同中第三人之权利浅探

利他合同第三人权利保护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较为成熟,但我国《合同法》并未确立第三人权利制度。通过历史法学派法律进化的法史研究方法可发现,该制度在崇尚契约自由、保护信赖利益和节约交易成本等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建议在该制度建构方面可通过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给付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强制履行请求权和解除合同的参与权等方式完善对第三人之权利的保护。     

武汉抗战期间募捐特点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尽管当时已经宣布重庆为陪都,但是,包括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在内重要的、关键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正面战场最高决策指挥机构,都直接迁往武汉办公,武汉成为实际上的首都;与此同时,分布在战区的商界、文化界等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聚集武汉,他们与武汉民众一起开展了义薄云天的救亡运动,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国民政府、湖北省地方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下,武汉的募捐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征募的组织性、动员宣传的规模性、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和募捐运动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募捐运动为以后国统区开展募捐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开了此后以重庆为中心整个国统区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序幕。     

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要件的法经济学分析

构成缔约过失责任,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件:(1)缔约当事人一方有过错,(2)相对方有信赖利益的损失,(3)过失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缔约过失责任而言,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合同法》做以完善:(1)补充一些比较定型化的新类型;(2)《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地将间接损失包括在赔偿范围内;(3)只能对合理信赖产生的损害进行赔偿,即对信赖利益赔偿的总额一般不应超过可预见的范围。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成因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同质性日益瓦解,各种纠纷繁复,这就使得单一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可能满足社会需求,其内在的弊害也日益呈显。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当下中国的必然选择。其深层原因可以通过下述现象得以透视：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性和现代法治的反思、真理观上由“符合论”向“共识论”的转变以及追求“无讼”和注重“调停”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度探究其所倚赖的内在成因机制,对当下的法治建设和多元化纠纷机制的建构无疑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理分析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混淆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实质区别。公司社会责任应该专指公司在社会公益活动中的行为。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由法律来进行明文规定,应从道德和政策层面来构建。     

论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

权利受到具体损害的具体方式决定了法律的救济措施,具体的救济措施充实了权利的真正意涵。缔约过失损害方式,表现为非过失方为与相对方订立合同所产生的费用支出,或非过失方因相对方违背"诚实"原则丧失与第三人缔约的机会损失。该损害方式与其损害的生成期间密切相关,又与过失内容相辅相成。损害方式和过失内容将缔约过失损害赔偿限于信赖利益损失。在缔约过失中发生的人身损害、不符合费用支出的财产损失及商业秘密损害应适用侵权责任或不当得利或恢复原状而非缔约过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