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与“读”

有些汉字意味极长:“错”与“读”即是。先说“错”,错明明是一种糟糕,但“错”字里头却偏偏带个了“金”字。邪了!难道“错”真的有金子般的价格?细细地想想,还真的是这么回事。这就是错误乃是一种教训,能从反面给人以启发,每经历一次错误,也就聪明了一点,这便是“错”字带“金”的道理。我们所说的“失败乃成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是说“错误”有用,它能使人猛醒。从这一点上,也的确其价如金。让我们再看读书的“读”字。“读”这个字左侧为“言”,这好懂———书中的确有“言”。人们读书时,的确能读到不少“至理名言”。那么,为什么…     

1958：“再批判”的战略

1958年的文坛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其中之一是文艺界的“再批判”事件。所谓“再批判”,是把1942年在延安批判过的王实味、丁玲、萧军等人的文章拿出来再次批判。“再批判”与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同属于政治权威开辟新道路、清除旧基地的战略选择,目的是使人回想起1942年的文艺整风和1948年的《文化报》事件,维护和重建延安文艺整风以来建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创作规范。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或“后现代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超越。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批判传统的“主体性”；（2）批判理性至上意义；（3）批判崇尚超感性的、超验的东西的传统形而上学；（4）批判以普遍性、同一性压制个体性、差异性的传统思想模式；（5）最终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归结为人的审美生活——自由生活的彻底实现，因此，     

“喝”“读”换一换

胖胖娃喜欢喝可乐,一喝就是一大瓶。 现在,胖胖娃不能再喝可乐了,他要写一段话,题目是“昨天我干了些啥”。写什么呀,胖胖娃拍了拍脑袋,可是,拍不出要写的话呀！     

我为“读”狂

毋庸讳言，我们的阅读教学的钟摆总是行走在“讲”“问”之间，不是讲个不停，就是问个不休，再不就是练个没完。而“读”，充其量也只是被视为“蛋糕上的酥皮”，偶尔用来“点缀”一下课堂气氛。     

从“反知”到“真知”——庄子认识论的意义转向

在认识论的问题上，庄子的思想过程是先“反知”,通过对“知”的社会政治批判和认识论意义的批判，解构了原有的文化知识遗产，在此基础上，庄子建构起一种蕴含着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认识的“真知”。真知，就是对道、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从“反知”到“真知”,庄子实现了认识论的意义转向。     

“二次革命”论、新民主主义论与民粹主义——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再评价

胡绳晚年,以民粹主义问题为切入点,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作的再评价,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具有借鉴价值。在批判民粹主义问题上,陈独秀与毛泽东可说是殊途同归。陈独秀运用“二次革命”论批判民粹主义,而毛泽东所凭借的则是新民主主义论。这两个理论虽有原则区别,但在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二者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主张有间断的革命和最终的革命目标等方面,见解相似,结论相近。我们应从这一角度对陈之“二次革命”论进行再评价。     

“读、写”教学模式新探

长期以来,“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使中学语文教学陷入了“少、慢、差、费”的困境,以致形成了苦教、厌学的恶性循环。而造成高耗低效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学生读、写的训练,忽视语文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两种能力得到全面的、和谐的发展,方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聊斋志异》中的“再”“又”“复”“还”简

《聊斋志异》中的“再”“又”“复”“还”用法已经相当成熟,既有对先秦汉语的继承,又有很多的新发展。新发展或与现代汉语相同,或为现代汉语用法之肇端。四者都关涉两个动作,“再”“复”“还”关涉的两个动作主体相同,第二个动作为过去或将来时态,“又”关涉的两个动作主体可同可异,第二个动作为过去或现在时态。四者所关涉的两个动作间的关系分为相同、相反、顺承三种。     

从“感性直观”到“感性活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超越

费尔巴哈哲学以“感性直观”为出发点。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提出了批判,以“感性活动”为实践立场,实现了哲学重心的转移,解决了主体与客体的抽象二元论局限,完成了哲学领域的思想革命,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版本来源查访录

经过我们8个多月的查访,初步断定: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师大本),整理者为收藏并校补己卯本的陶洙(心如)先生,师大本上的一些朱笔批语为周绍良先生补录.师大本的整理时间,通过两个参照点(即周汝昌先生1949至1952年间将甲戌本的录副本借给陶洙;另据周绍良先生回忆,陶洙1952或1953年时,将自己整理的庚辰本卖给了现在的中国书店)可以推断为1949至1953年之间.     

高等院校各级各类毕业生供需状况的调查报告

通过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等权威数据的解读以及毕业生供需情况的分析，提出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即重点高校加速发展研究生规模；普通高等学校适度发展社会急需专业本科规模，严加控制与本科专业雷同的专科专业，大力发展培养高级技工的职业技术专科。     

道德与法律的分界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结构中既相似又根本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调控手段和价值体系,两者各自调控对象的内容和范围是客观的,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从根本上讲,主要是由社会的性质、状况决定的,其次是由道德和法律内在性质、特征,即自身规律决定的。二者调控的内容之间有不同的方面,又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二者调控的内容之间应该是动态的立体式交叉关系,二者调控的内容应有一些原则性区分。     

衡阳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分析

衡阳是湖南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拥有大雁文化、名山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湖湘文化、抗战文化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衡阳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社会价值:可以成为提升衡阳形象的金字招牌;二是精神价值:可以成为哺育衡阳人民的不竭源泉;三是经济价值:可以成为发展衡阳文化产业的战略资源。     

文艺美学学科的形成及其特点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从文艺美学学科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要求来分析这个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应运而生,指出它的形成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同时认为,文艺美学在中国的诞生还有它的民族性基础和历史性基础:它是中国美学思想的表述方式,是中国传统文艺实践的评价准则。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的学科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上、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的方法上以及研究所用的学科话语上。     

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形成的共识。中国古代文献记述中的炎黄时代的各种事物与事件,大都属人文肇始至中国国家形成时期。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神农氏与炎帝分属两个历史时期。炎帝时期(狭义的炎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黄帝时代(五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时期,可以分为黄帝时期、颛顼帝喾时期、唐尧虞舜时期早中晚三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中的三个阶段。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先是小区域内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分别是中国文明形成三个过程的代表。     

The Use of Representations and Argumentative and Explanatory Situa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se of non-verbal representations in a modelling-based science teaching context, in which argumentative and explanatory situations occur. More specifically, we analyse how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 use representations in their discourse in modelling activities, and w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unctions of these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demands of the explanatory and argumentative situations that exist in that classroom.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video recording all the classes in which a teaching sequence about intermolecular interactions was used—a topic which the students had not previously studied. In the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had to create, express, test, and discuss model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molecular and interatomic interactions,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properties of substances. Initially, we selected excerpts of the recorded classes in which a non-verbal representation was used. Then, we used criteria to identify the argumentative and explanatory situations (previously defined), and we created categories for the func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s that were used in order to analyse all the identified situations. The analysis supports conclusions indicat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use of non-verbal represent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use, and defence of explanations. As the defence of explanations was the main context in which argumentative situations occurred in this study, our conclusions also indicate the contribution that representations make towards changing the status of the students' explanations.     

现代中国文艺美学建设的艰难和困惑

中国现代新学理念的形成无疑是同接受和吸收外国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外化相互交融的精神成果,新学区别于旧学的明显标志就在于,它已经从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具有一种开放的品格。但是,正因为新学刚刚从一种旧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就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的自我：它有开放的一面,背后还有封闭的一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诸种不十分和谐因素的相互溶合,形成了中国现代新学及其理论观念的独特内涵,而人们常常会因为对某一问题的敏感,从而忽视另一方面的事实,本就试图从历史、化、理论发展和心理等各个不同角度探讨现代中国艺美学建设的艰难与困惑。     

儒家的义利观与现代企业经营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与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紧密的一种价值观。而将重义轻利、以义节利作为其价值观主要内容的儒家更是独树一帜。儒家的义利观是用来调节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想导向器，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引导我们的企业在新世纪中实现其所追求的道德价值和法律价值，达到道义与功利、公平与效率的综合发展。     

“狼来了”与后果主义

有关《狼来了》的道德劝诫故事虽然已被讨论过,然而其中有些模糊的概念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澄清。这个故事的劝诫逻辑是从一个对行动者自身利益有影响的坏的后果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遵守道德的约束,人们往往直观地把这种逻辑归结为功利主义的道德逻辑,进而对其展开批评。其实,功利主义也许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这个故事。作为功利主义道德哲学的后果主义伦理学能够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