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复兴儒学探析

韩愈为复兴儒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是宋儒兴复儒学的前驱。韩愈对儒学发展的探讨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揭露佛道理论之虚妄；另一方面力图恢复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韩愈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主要是为后世儒学发展莫定了致思方向，而非对具体的儒学理论作出圆融的解答。     

“唐文三变说”的提出及相关问题

梁肃在总结唐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唐文三变说",其说法承前启后,有着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唐文三变说"提出之后,从者甚众;而对于三变的具体领军人物,则略有分歧。其后,伴随着欧阳修、吴莱等人的不断参与,关于唐文三变之说最终渐成定论。这期间对于韩愈文坛地位的认可与推崇,更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唐文三变说"开创了有关中国文学发展史论述的基本模式,确立了一种推崇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的文论精神,影响深远。     

儒学复兴运动之省察

近年来,儒学复兴思潮在中国大陆的泛起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与现代新儒学不同,当前的儒学复兴不是一家独大,而是众说纷呈、多元并存。基于现代新儒家之困境与传统文化研究思潮的勃兴,人们为儒学的未来前景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蒋庆的“政治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与干春松的“制度儒学”。总的来说,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均有现实可行性,但它们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     

儒学当代复兴及其路向

在当下,如何谋求儒学复兴?学者们提出了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三种儒学当代发展路向.本文通过对儒学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与这三种路向不同的另一种儒学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发展路向,即“世俗儒学”的路向.“世俗儒学”也就是使儒学世俗化,不是要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变得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以儒学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以儒学代表人类文化未来——的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为谋求儒学世俗化,本文提出儒学当下迫切需要三大转变,即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宋代科举改革与儒学复兴

宋代科举改革是随着北宋中期统治危机的加深而展开的,它集中围绕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大方向进行。在内容上确立策论的主导地位,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使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融合。宋代科举改革对儒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官僚队伍的儒学化和儒学的义理化,并使理学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实现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一统,使儒学全面复兴。     

儒学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复兴吗

从儒学的发展史、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学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复兴。     

新世纪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与未来展望

本文在中国和平崛起并出现儒学复兴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论述了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进而评析了现当代儒学的几种理论形态,展望了当代儒学复兴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在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将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固然有其发展空间,但很难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而为普罗大众所接受,世纪之交兴起的"新儒教"虽然将在民间聚集信徒,但不可能像倡导者期望的那样成为中国的"国教"。而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则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发展方向。     

从文化选择的共时与历时角度看“儒学的复兴”

“儒学的复兴”思潮给我国的文化选择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在当前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下，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共时性与历时性兼容思考的准则内，在民族化与全球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东方价值与欧洲价值的力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唐文三变说"与陈子昂

“唐文三变说”是关于唐代散文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发端于中唐梁肃,发展于北宋姚铉,至北宋宋祁的《新唐书》基本定型,有着鲜明的发展脉络。《新唐书》之“唐文三变”说,较之前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承认陈子昂为初唐文风变革的先驱。     

唐代散文“道”、“艺”论

唐代散文重“追”表现出来的崇儒特征虽然具有复古倾向，但在根本上体现了作家济世的辅时及物精神，因此，散文无形中以是明道为准则，产生了视文章为“技艺”的社会风气。其实，散文的“道”与“技艺”不可分离。因道求艺与借艺明道都是散文本能的表现，求明道之文，归宿是道，艺同昌达道的方式或桥梁，不过散文并非以明道为唯一的使命，抒情，状景乃至游戏之文淡化了“道”而突出了散文“艺”的一面，促进了唐代散文风格的多样化。     

论赋与唐传奇的关系

唐代传奇之所以能成为鲁讯所称许的“特绝之作”，与它多方接受各种文体的影响又能融汇百家、自铸伟辞有着密切的关系。赋在中国渊源悠久，地位颇高，“诗词歌赋”四种重要文体中，赋便占有一席之地，其滋养唐人传奇处颇多。本文试从赋和小说的历史渊源、叙事角度、文采、虚构几方面略作探析。     

唐代散文与新闻传播

唐“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创作推进至一个新阶段,唐代散文的新闻传播也较为发达。官方传播体现在以驿传唱主角的网络上,众官员利用外出的驿使捎带书信成为合法。在中国散文史上,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大家的书信体散文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近十年唐代散文研究述评

文章主要是对近十年来的唐代散文研究作一回顾，从唐代散文文体、古文运动、散文作家三个方面进行述评，虽然各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广度扩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等特点，表现出唐代散文研究的新面貌，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关于唐代骈文、古文的几个问题

唐代中期,一部分人提倡古,反对骈,至韩愈、柳宗元出来,一度声势颇盛,形成与骈对峙局面。但至晚唐、五代,古即趋衰落,骈似占明显优势,直至北宋,古运动方才取得胜利。唐代大多数骈风明白晓畅,甚至通俗化。这种风被宋代古家讥为浅俗,相比之下,唐代不少古反而显得深奥。唐代小说绝大多数用散体写作,骈句只占少数,但其句式整齐,语言浅显通俗,风格与崇尚古雅的古不同。现代有的史研究认为唐代小说体与古运动有密切关系,乃是一种误解。     

初期唐传奇与诗文内容之互渗

在唐传奇初期,文体地位不高的唐传奇与诗文特别是最有可比性的叙事古文之间在思想内容上相互渗透。这种渗透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传奇之佛道怪奇倾向渗入诗文;诗文之儒家道德渗入传奇;诗文夸耀盛世的创作思想渗入传奇,传奇也开始博物颂盛;诗文拒语神怪的特点渗入传奇,传奇也关怀现实。     

论唐宋古文运动非以骈文为对立面

近现代以来,论者多以为唐宋"古文"是作为"骈文"对立面出现的。实际上,唐宋古文运动反对的并不是骈俪形式本身,而是文道分离的浮靡文风。韩柳欧苏不仅在理论上对骈俪相当友善,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甚至还是整个骈俪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从概念上看,"古文"与"近体文"相对,它不完全是指散行文,还部分地包含了骈文。从影响与效应的角度看,古文与骈文在唐宋以后也一直是并行发展,直到20世纪初,在现代白话文的强力打击下,才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孙樵与晚唐古文的发展困境

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尤其是科举制度对骈文的依赖和支持,唐代古文运动在韩柳之后迅速跌入低谷。孙樵在古文衰落的时代大力提倡古文。在理论方面,针对晚唐破碎细巧的文风,孙樵系统地提出了从审美理想到创作方法的文论主张,特别强调史与文的关系,认为史是文的最高境界。在创作方面,孙樵的古文关注社会现实,兼具奇崛与平易两种风格。尽管孙樵多方努力,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地从自己的时代突围。孙樵是古文运动中奇崛一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他结束了古文向奇崛风格的发展,为后来者暗示了新的方向。     

北朝风习与北朝散文的南化

北朝风习多不同于南朝，但在佞佛、崇儒上，二者的趋同使南北风习有了根本的一致点，从而影响到文坛。北朝文风的南化存在南人人北和北入学南的双重因素，在传统的评说中，北朝文人的才藻和文风的华丽常为人关注，使南北文风有很相近的地方。但北朝散文风格最具个性的是本色，即切合表现对象寻求心性和语言的自然，从而走了一条介于质实与华美之间的中性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