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阿弥陁经》校勘记

近因撰写《敦煌净土变研究》而拜读日本著名学者塚本善隆的《中国净土教史研究》,由子我正在搞敦蝗遗书汉文写卷题记及敦煌遗书目录校勘,其中有一段文字立即引发我寻根究底的兴趣。塚本善隆先生在该书第一章节《中国净土教的展开》的最后,作为“初唐之际净土教用于传道的先例”,附录了一段写经后记,并注明它出自“开元十六年正月写的敦煌所出阿弥陁经后记”。因他未注明该敦煌遗书的收藏者及卷号,要弄明白还颇     

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及影印出版敦煌遗书史事钩沉

本文钩稽排比国家图书馆旧档中有关拍照影印敦煌遗书的档案文件,辅以其他资料,发覆掘隐,再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拍照并计划影印敦煌遗书的史实,认为此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献的回归,促进了中国早期敦煌学的发展,而且对今天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献的回归也具有借鉴意义。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精神,“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敦煌研究院成立“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组,论证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的总体目标、实施原则、数字化标准、数字资源获取模式和实施步骤等内容。     

敦煌学研究八十年

一、敦煌学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初步发展敦煌学的产生,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回顾80年的历程,可将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909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敦煌学的产生,创业及其初步发展阶段;80年代则是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下面先就第一阶段的情况加以探讨。1、从史的角度考察敦煌学之产生我们把1909年定为中国敦煌学的起点,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敦煌。事实上,早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学者就已注意到千佛洞,并作了记载。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1902年,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就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了藏经洞发现的一些文物。他在《语石》卷一《吐蕃一则》中说:汪宗瀚“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他还在其《缘督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情况,并曾建议将藏经洞发现的全部遗书运至兰州保管。1909年秋,法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曾在北京给罗振玉、蒋伯斧,王国维等人看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并送给罗振玉一些敦煌遗书照片,罗据     

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

小引在敦煌学研究发展史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由于它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及便于使用,一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白化文先生指出的那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上唯一的敦煌汉文遗书的总目加索引。世界上研究敦煌的学者,可以说没有不利用这本书的。特别是我国的学者,更是这     

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回眸

本文主要讨论自敦煌遗书发现以来,敦煌文学整理研究的百年历程,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敦煌文学目录的整理研究,在敦煌文学文献目录和敦煌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二）敦煌变文的整理研究从《敦煌零拾》收录的“佛曲”三种,到《敦煌变文集校注》的出版,已取得惊人的进展,但对“变文”的释义、定性还存在分歧,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廓清。（三）敦煌诗歌、文赋、词曲的整理研究,已分别出版各种辑录丰富、勘校精良的录校本、校注本,而欲祛彼臆说,全其原书之旨,还有待进行全方法的、系统的研究。（四）敦煌文学的理论研究,从最初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窄狭范围,逐步扩大到敦煌遗书内所有文学作品（包括雅和俗两个方面）均归属敦煌文学的研究内容,已为人们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     

敦煌遗书中发现题年《南歌子》舞谱

敦煌遗书中的古代乐舞字谱,前此已经发现并开始研究的有以下五件: 1、S.5643《舞谱》2、P.3501《舞谱》3、P.3808《曲谱》4、P.3539《乐谱》(又称“二十字谱”) 5、P.3719《浣溪沙》乐谱。除此之外,笔者八五年在敦煌遗书中又发现一首有题年的《南歌子》舞谱。今特公诸于世以供研究。     

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

敦煌地区自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陷蕃之后,有两个半世纪实际上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其间经历了蕃占时期(781—848年)、归义军张氏统治时期(848——914年)和归义军曹氏统治时期(914——1037年)三个阶段,还有一段公元905年后一度建立“西汉金山国”的插曲。这两个半世纪的敦煌僧官制度既有中原内地的影响,又有明鲜的地方色彩,它是我国僧官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据所见敦煌遗书,碑刻、题记,结合传世僧俗文献,对之略作考索、整理,以为方家深入研究之助。     

为敦煌遗书正名——兼谈藏经洞之名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古文物发现的一件大事。一九○○年,千里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打开了封闭了八百余年的藏经洞(敦编17号窟)。洞内所出无价之宝敦煌遗书,霎时间,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接踵而至,盗宝骗宝,致使中华民族的珍贵文献,流散海内外,损失不可弥补。现在大约分散在八个国家的二三十个机构内。敦煌遗书显世之后,我国的学者十分重视,首先刊布资料,开始研究。先后英法等国也开始了研究。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内,很快出现了一股“敦煌热”,应运而兴起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敦煌学之称,是因地而命名的,约定而俗成,不是一门有系统     

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补录

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补录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有汉文和藏文两类。原藏汉文遗书７８卷（包括少量蝴蝶装、旋风装本），已由敦煌市博物馆荣恩奇整理，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集１９８６年刊出。藏文遗书有卷式和箧叶...     

宋初西域的大石国及其主体民族研究

10世纪后期，相当于我国的宋朝初年，西域出现了一个“大石国”，有时又写“大食国”。它位于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一带）以西。从有关历史记载着，这个新国家实力强大，疏勒国已经成了它的附庸。由于唐朝一直将穆罕默德及其后裔创立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帝国称为“大食”，因此，学术界一直将此“大石国”视为阿拉伯伊斯兰教国，从而使当时的历史陷入迷雾，许多事件无法得出确切的解释。近代敦煌遗书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大石国”的问题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甚至还为我们确定大石国的主体民族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今据有关历史记载和敦煌遗书…     

回鹘文写本与莫高窟第二藏经洞

1900年7月2日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了震惊中外的藏经洞(第17窟),出土了数万件敦煌遗书。1944年8月30、31日,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中又发现了85件(和32件残片)敦煌遗书。批量出土的敦煌遗书有案可稽者仅上述两次。莫高窟有没有第二个藏经洞?本文从回鹘文写本来谈这个问题。1974年10月,日本龙谷大学百济康义先生赴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回鹘文写本,对该馆所藏回鹘文经典引进了编目、定名的整理研究。此后百济先生又几度涉访斯德哥尔摩,将日本各家所藏的回鹘文写本与瑞典藏本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一些写本出自敦煌,但非第17窟所出,晚于第17窟封闭的时间。     

敦煌学研究的一部新作——评《敦煌学述论》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出土了约五万卷敦煌遗书,这一堪称中国中古代的“百科全书”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进而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仔细回顾一下敦煌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敦煌学研究虽已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且成果累累,但却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敦煌学的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正基于此,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刘进宝同志,继《敦煌学论著目录》之后,又撰成了一部研究敦煌学的力作——《敦煌学述论》(以下简称《述论》)。《述论》全书30万言,     

也说我国最早的春联

陈春云老师在《王羲之贴过春联吗？》（《中学历史教学》2014年4-5期）一文中提到．我国最早的春联是唐朝人刘丘子所作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载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卷号为斯坦因0610）,已入选中国世界记录协会世界最早的春联。其实,敦煌楹联并非仅此一句,而是“岁日”（除夕）和“立春日”两个时节书写的联句．录文如下：     

灵图寺、灵图寺窟及其它——《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丛识之二

(一)《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以下简称《腊》卷)中两次提到的“灵图寺”,是敦煌唐宋时代的著名寺院。关于它的始建,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有如下记载:瑞石右唐乾封元年,百姓严洪爽于城西李先王庙侧得上件瑞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作古字云:“卜代卅,卜年七百”,其表奏为上瑞。当封岳并天,成置寺观,号为万寿。此州以得此瑞石,遂寺观自号灵图。S.5448《敦煌录》也有类似记载。     

敦煌文书是如何发现的

敦煌文书是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4～11世纪的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1900年道士王元箓发现于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又称敦煌遗书。20世纪之初,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它成为世界的焦点,被世人所瞩目。藏经洞即今敦煌莫高窟第17号窟。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距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处的宕泉(今名大泉)西侧的鸣沙山崖壁上。莫高窟现存大大小小的洞窟有700多个。在这些洞窟中,最早的有公元4世纪前     

方广锠教授在我院作《敦煌遗书定级标准》讲座

应敦煌研究院邀请,上海师大敦煌学研究所方广锠教授于2013年7月31日下午在我院小报告厅作了题为《敦煌遗书定级标准》的讲座。讲座由张先堂研究员主持,我院40余位专业人员参加。
　　方教授先为大家介绍了敦煌遗书定级标准的制定源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制定这个标准是为了实现国家对古籍的分级管理和保护,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改善古籍的保存环境。接着,介绍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敦煌遗书评选工作。最后,详细地介绍了作为国家标准的敦煌遗书三级标准的定级标准,展示了敦煌遗书的定名、定义、敦煌遗书定级标准的适用范围、如何编号等等,还公布了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最新统计数据,总长度为34552.635米,总行数为2014184行,总字数为38422920个,总面积为9061.7158687平方米。讲座图文结合,条理清楚,旁征博引,使广大职工受益匪浅。     

百年前的一桩公案——关于22卷续交敦煌遗书的考察

本文探讨、考辨了发生在百年前的一件公案:负责将敦煌遗书押解到京的押解委员何彦升,在偷盗敦煌遗书之事暴露后,不得不续交敦煌遗书22卷、粘片2本.但在续交前,在22卷写经上伪造了题记10条、杂写3条,并作了以备辨识的勘记22条.文章介绍了这些遗书目前的情况及这些伪题记对敦煌学研究的消极影响.     

《敦煌学通论》序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导致了一门真正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的逐渐兴起、形成和发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学最初是伴随着大量敦煌文物的被劫掠、遭流失而产生的,因此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也伴随着伤心耻辱与发愤崛起。今天,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个结论已被世人普遍认同之时,我们尤其不应忘记数代学人为此抛洒的心血与付出的辛劳。敦煌学近百年的历史,既艰难而曲折,也充满了自豪与希望。     

中国百年敦煌学述论

敦煌遗书发现于１９００年,从此揭开了敦煌学研究的序幕,中国２０世纪敦煌学的研究可以分为萌芽、发展、深入、繁盛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质,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对敦煌遗书的收集和整理,并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发展阶段是在２０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主要成就有文献的整理编目,文学的研究和艺术研究;深入阶段是在２０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除将第二阶段的研究引向深入之外,在语言学方面、社会经济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繁盛阶段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除涵盖以上的研究外,还进行了新的拓展,并导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