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和日本,出现过两部书名完全相同的著作,这就是中国张之洞的《劝学篇》和日本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两部著作的目的都是要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背景下指示本国的发展方向,但是旨趣却大不相同,有本质的差异。     

中日两部<<劝学篇>>之比较

19世纪后期 ,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看如何走向近代化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日本出现了福泽谕吉的《劝学篇》 ,中国出现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前者鼓吹独立自由 ,着日本启蒙之先鞭 ;后者站在封建卫士道的立场 ,为满清王朝服务 ,但受西学的影响 ,鼓吹“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

在１９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和日本，出现过两部书名完全相同的著作，这就是中国张之洞的《劝学篇》和日本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两部著作的目的都是要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背景下指示本国的发展方向，但是旨趣却大不相同，有本质的差异。在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中，通篇讲的是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他从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抨击了封建制度和陈旧的伦理道德观念，指出人是生来平等的，“所以有贤愚之别是由于学与不学造成的”，所以他要“劝学”，号召日本人民学习科学文化，追…     

中国荀子《劝学篇》、张之洞《劝学篇》与日本福泽谕吉《劝学篇》的比较研究

在亚洲教育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三部《劝学篇》。这三部不同年代的巨著,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荀子在他的《劝学篇》中,强调后天学习非常重要。越数千年,近代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政治家张之洞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思考颇深,他在自己的《劝学篇》中表述"中体西用"的思想。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无独有偶,也发表了同名论著,对日本当时的教育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变革,皆影响深远。     

张之洞的《劝学篇》与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之比较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各自的著作《劝学篇》在中日两国的社会转型时期都起了重要作用。通过两部书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二者思想之异同。     

《劝学篇》与20世纪初年的留学日本热

论文运用文本析的方法,对张之洞《劝学篇》中的“游学”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劝学篇》中的“游学”思想在认识层面上,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反映了中国学习西方从西艺到西政的实质性转化,促成了20世纪初年中国的留学日本热。但是,其“游学”思想在实践层面上,以留学日本为学习西方的“捷径”,采取以“速成”为主的教育方式,又丧失了中国学术“探本溯源”“厚积薄发”“融会贯通”的传统,形成了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急功近利的倾向,导致了“欲速则不迭”的消极后果。为中国当代留学教育提供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福泽谕吉《劝学篇》中“独立”思想的积极意义

福泽谕吉,日本明治时期杰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其代表作《劝学篇》热切鼓吹独立,呼吁自强图存,反映了明治初年维新的客观需要,对日本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起了理论先导的作用。《劝学篇》中的“独立”思想,立足于劝导国民独立自重,以主人翁姿态学习西方的长处、推陈布新、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其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讲,并不限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地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试论张之洞与康有为文化观之异同——从《劝学篇》谈起

张之洞和康有为原本不是冤家 ,在关于变革内政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等问题上 ,两人有许多相同之处 ,可谓同路人。但是自从张之洞 1 898年抛出《劝学篇》后 ,两人关系却骤然紧张 ,甚至势同水火。那么《劝学篇》到底揭示了张、康两人文化观上的哪些异同呢 ?本文便是要从《劝学篇》入手 ,试图探讨张之洞和康有为文化观的异同 ,进而说明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之所以先支持康有为、梁启超 ,后又反对他们 ,并不尽是权术应变和个人恩怨的原因 ,而更多的是因为维新运动的发展超出了他的容许范围。一、尊儒宗经的异趣如果要对张之洞的文化观作一概括的话 ,…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洋观

张之洞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劝学篇》是集中体现其“中体西用”思想的一部著作。本文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西洋观的嬗变为《劝学篇》成书的时代背景，从《劝学篇》所反映的张之洞对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方面的认识来剖析其西洋观，从而揭示出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缘由，并对其西洋观略作客观评价。     

维新思想家批判“中体西用”说的力作——读何启《劝学篇书后》

何启《劝学篇书后》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系统、深刻地批判洋务思想的代表作,其中批判“中体西用”说,击中论敌要害,彻底划清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界限。本文从何书写作的时代背景,洋务派与维新派关于中学与西学、君权和民权之争等方面着手,对这一批判进行探析,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了《劝学篇书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张之洞之《劝学篇》述评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目的在于在新旧斗争之间寻求出第三条路,拯救当时的中国。《劝学篇》一经刊印,当时不同学派的评价褒贬不一。但百年后的今天,有必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用辩证的观点审视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教育思想。     

福泽谕吉的中国观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创始人,明治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积极批判日本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有日本伏尔泰之称。他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启蒙著作,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建制度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他也渐渐形成了脱亚思想,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仅就福泽谕吉的中国观,作一粗浅的分析。     

简述《劝学》多姿多彩的比喻论据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语文》第一册选编的《劝学》一文,节录于《苟子·劝学篇》。《劝学篇》是《荀子》中的第一篇,篇幅很长,共有十二段。《劝学》节选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包括原文的第一段、第三段和第五段的前半部分（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劝学篇》）。这三段文字,结构缜密,条理清晰,作者连珠式地使用比喻论据,这些比喻论据,形式灵活,多姿多彩,浅显通俗,深蕴哲理,精警动人,可以说是运用比喻论据说理的一篇奇文。     

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明治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通过教育使日本成为文明独立的国家。其主要著作有:《西洋事情》(1866～1869)、《劝学篇》(1872～1876)、《文明论之概略》(1975)等。这些著作的教育思想及他的义塾教育活功在日本教育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上的八个《劝学篇》

提起《劝学篇》,一般人认为是战国时期儒家大师荀子所著。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劝学篇》不止一篇,而作者也并非只有一人。战国时期尸佼著的《尸子》中就有《劝学》篇。《尸子》一书虽已遗失,但唐代魏征等人编辑的《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还辑录有十三篇,     

张之洞《劝学篇》新论

在戊戌维新运动高潮中,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并进呈光绪皇帝。该书数易版本,行销200万册,产生了很大影响。长期以来,《劝学篇》被视为“在舆论上诋毁维新运动的一部代表作”,“起了破坏变法的作用”。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用它来概括《劝学篇》的全部写作意图和历史作用,便有以偏概全之嫌。其实,《劝学篇》就是张之洞的变法纲领,它既有忠君卫道的守旧之论,也不乏启蒙求变的开新之说,有重新审视之必要。     

福泽谕吉《劝学篇》与张之洞《劝学篇》之比较研究

从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到1876年(日本明治九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陆续发表了17篇旨趣相近的论文,总发行量达80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有些文章当时就被选作学校教材,有些内容还载入了日本文部省的正式文件,以至当时日本社会竟出现了“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竹桥系当时文部省所在地,三田系福泽谕吉执教的庆应义塾所在地。语出鹿野正直著《福泽谕吉》。本文中凡不标叫出处的引语,均录自《劝学篇》)的议论。其实这时的福泽谕吉只是一文教工作者,无任何官方职务。这些文章的发表,有力地促进了日本人民的觉醒,对当时日本的教     

《劝学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

《劝学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是张之洞在清朝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调和了不同思想阵营的矛盾,继承了前人的智慧。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论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具体内容为民族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健全齐备的教育体制观、调和中西的教育内容观和改革科举的人才选拔观。“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是特定历史时局的产物,对加速社会变革与进步起到了实质性促进作用,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如何正确看待西方文化、重建民族教育文化自信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方文化观

张之洞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他适时推出了力作《劝学篇》。这部著作反映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学观,可以对其做出更加公允的评价。     

《训要十条》与《宪法十七条》吸收中国政治文化之异同比较

高丽太祖王建的《训要十条》与日本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是韩日两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纲领,其中摄取了大量的中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的精华。文章通过对两部文献的比较,分析了两国在吸收中国政治文化方面的异同。王建对风水之学的重视和对契丹“禽兽之国”的定位及其在文献中对中国具体政治人物的引用、学习均能体现出朝鲜半岛吸收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圣德太子对佛教文化在日本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不违农时”等重农政策与儒家政治性的原则写入其治国方略,最能体现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