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宪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从中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谈起

宪法修改是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冲突的基本形式之一,其基本目的是提高和保持宪法规范的现实适应性,发挥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修宪的基本原则是指其效力贯穿于整个修宪活动的根本规则,是指导修宪活动各阶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体现着修宪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修宪活动的出发点.从我国宪法第四次修正案来看,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基本原则;而完善宪政建设才是实现修宪基本原则的必由之路.     

从修宪看中国宪法的演进方向

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修宪,宪法该如何修,朝哪个方向发展。只有以宪政观念为基础,以宪政宪法为修宪演进之方向,宪法才能真正享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同时在修宪过程中须重视程序性规范的设置,方可保障宪法中实体权利的实现。通过修宪,在宪政框架内依宪立法、依宪行政与依宪司法,在保持社会及政权的稳定和切实保障基本人权的同时实现宪政转型。     

宪法修改与宪法权威

宪法颁布实施后 ,一般就应当尽可能保持其稳定性 ,如果频繁的修改会有损它的权威。但如果片面强调稳定性可能会适得其反 ,所以 ,对宪法进行适当的修改 ,不仅不会影响宪法的稳定 ,反而能维护宪法的权威。本文从宪法修改的一般原理出发 ,结合我国第四次修宪情况 ,探究了修宪与宪法权威的关系     

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性质检视: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抑或修正指南?

自1988年局部修宪以来,我国宪法修正案在性质上一直不甚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宪法文本的统一,不利于维护宪法典本身的权威。将宪法修正案认定为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更加符合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创设宪法修正案的历史语境,然而,此种定性不便于宪法文本的阅读和引用,这一点在我国尤为明显。将宪法修正案认定为宪法文本的修正指南,是我国修宪实践的倾向,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以及宪法修正文本的公布情况即为证明,但是,此种定性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根据修正案编辑产生的宪法修正文本,并不当然具备标准文本的地位。基于我国宪法原文和修宪实践的固有特点,第一种定性的现实困境难以突破;而若采取适当的立法举措,第二种定性的规范障碍则可以消解。因此,将宪法修正案作为修宪指南,能够确保我国宪法文本的实用性,更好地适应我国的修宪实践。     

宪法修改与宪法权威

宪法的稳定性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是重要的，但片面强调稳定性可能会适得其反，当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通过修改宪法规范来解决矛盾，适时，科学的修宪是维护宪法权威所必需的，在修宪时，应当调整修宪的指导思想，增强宪法的适应性，完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     

宪法修改与宪法权威

宪法颁布实施后，一般就应当尽可能保持其稳定性，如果频繁的修改会有损它的权威。但如果片面强调稳定性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对宪法进行适当的修改，不仅不会影响宪法的稳定，反而能维护宪法的权威。本从宪法修改的一般原理出发，结合我国第四次修宪情况，探究了修宪与宪法权威的关系。     

论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

我国宪法几经修改日益完善,但相关程序方面的规定却存在诸多缺失,现行宪法仅对宪法修正议案的提出和表决作了规定。宪法修改须严格遵循一定的程序,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宪法,正逐步成为当代各国宪政建设所奉行的基本准则。依据我国修宪实践,结合各国修宪程序的规定,就完善我国宪法修改程序提出一些较浅显的看法。     

评日本的“修宪”暗流

二战后的日本通过了一部和平宪法 ,并通过这一宪法的实施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 ,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而这一欲望实现的最大障碍也正是这一和平宪法。近年来 ,日本朝野关于修宪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不论是日本国会的组成和倾向 ,还是舆论的反映 ,都表明日本修宪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已近完成 ,同时也表明在新世纪初 ,日本完成修宪已为时不远。联想到日本的历史、现状、对历史的态度和完成修宪后的将来 ,人们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关于修宪问题的几点思考

宪法修改即修宪是国家回应社会情势变迁需要，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之间冲突而由有权机关或其他特定主体依据特定程序对宪法加以变更的活动．是协调、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冲突的一种基本形式和手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使修改宪法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的双重价值。我国今后修宪的重点应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具体包括：进一步拓展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完善关于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增加关于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     

论宪法权威的维护及实施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因此,应该从宪法司法化、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执政党严格遵守宪法,以及适时合理修宪、培养宪法观念等方面,加强对宪法权威的维护及实施。     

试论制宪权和修宪权的同质性

从各方面比较得出制宪权和修宪权具有同质性。社会变迁和代际更替带来了人民意志必然的变迁,必须承认后代人同样享有制宪权。但是社会发展具有延续性,后代人不必主张完全的制宪权,因此代之以修宪权。修宪权是制宪权的转化,这解释了同质性的命题。并且,修宪权有其独立的形态,它是制宪权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当代中国相对频繁的修宪是难免的,认识修宪权和制宪权的关系对行宪修宪实践将有着诸多启示。     

论全国人大立法性权力的性质与违宪审查机关的构建

我国全国人大立法性权力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受人民委托行使立宪、修宪权;另一方面根据宪法的授权行使国家立法权。前者使全国人大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其立宪、修宪行为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机关的审查对象;后者则决定其为“国家立法机关”,其立法行为应接受宪法授权的违宪审查机关的审查。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关的设立应采用建立宪法法院独立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所有国家机关的行为均应接受宪法法院的审查监督。     

邓小平对中国私产保护的历史贡献

保护私有财产载入宪法作为新中国制宪和修宪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与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及其影响密不可分。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支持农村改革,保护个体工商业者;允许部分人先富,使私营经济合法化;突破左倾阻碍,消除私营企业主疑虑;为私产保护入宪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顺应国情民意,将私产保护载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有财产发生发展的曲折历程及其法律地位的巨大变化,既渗透着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鲜明个性及对中国私产保护入宪的独特贡献,又反映了私产保护的大势所趋与大国兴起的必由之路。     

和谐社会理念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恰逢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和推进,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应在宏观和理论层面上处理好与宪法、刑法、民法等其他法律的关系,实现刑事诉讼与外部法律之间的和谐;协调刑事诉讼内部程序之间的关系,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内部和谐;平衡刑事诉讼中不同诉讼主体权利保障的关系,实现权利和谐;准确定位国家追诉权,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和谐,以便更好地发挥刑事诉讼的纠纷化解功能,促进社会和谐.     

学生互改作文高效实践探析

重视作文教学并努力探索高效的教学模式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教师了解作文教学取得怎样效果的重要判断之一。学生互改作文是作文教学模式改革和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高效实践方法,教师需要对学生互改作文提出操作要求,指出作文评改评分细则,互改后复查评讲。     

在规范和现实之间——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之比较分析

我国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已经由注释宪法学走入了规范宪法学阶段,如今又在向着宪法解释学转型。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进行辨异,并从中国宪法学和当前宪法发展现状出发,对两种方法进行选择,提出以宪法解释学为重心,以规范宪法学为补充的运行模式。     

修宪与宪法的至上性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备受关注的重大议题，也是关系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兴衰荣辱的一个战略性问题。贯彻实施宪法，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切实维护宪法权威。维护宪法权威，要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保证宪法有效实施。     

违宪与违宪审查理论初探

违宪与违宪审查理论在宪政理论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笔者就违宪与违宪审查理论的概念、特征及分类作了综述。辨析违宪与违法、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及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等相关概念，揭示违宪与违宪审查理论的内涵。     

张君劢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张君劢是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12条原则的主要提出者和《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与“五五宪草”比较，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和色彩。这种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