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莫远人同志

莫远人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 远人同志与我相识于四十年代后期,解放后,大部分的时间工作在一个单位。他为人忠诚,忠诚于同志,忠诚于工作,忠诚于党的事业。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住院的第一天去看他,他交给我一份《关于乡镇企业经济效益问题研究报告》初稿,这是他在     

痛悼曾功

佟曾功同志年长我七岁.他1944年毕业于北京第四中学,我则于1947年考入该校读高中.194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于1950年毕业于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我则于1952年考入北大图书馆学系.     

寂静之声──关于《我们居住的年代》

１９９７年,我读到赵柏田当时写的一组随笔时,我的感觉是,他远离了我原先对他作品的印象的框架。或者说,他进入了时代的“随笔写作潮流”。我那时读到的赵柏田的这组随笔,后来收进了他的随笔集《我们居住的年代》,交由作家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出版。 这册随笔集虽然写于９     

缅怀徐柏容先生

正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编辑部负责人徐柏容先生于2014年5月3日,永远离开我们,到另一世界去了。听到这个噩耗,我很难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音容、他的形象,越来越清晰。我越来越怀念他了。一我与他相识在1959年9月。那时,我刚从南开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百花社编辑部。徐柏容先生是接待我的第一人。他30多岁,高高的个子,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文质彬彬,气质儒雅,完全是教授、学者的模样。他     

深切怀念于鸣镝老师——我心中的于鸣镝老师

于鸣镝老师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匆,连我这个“昔日”的老朋友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在我的心中一直是开朗、豪爽而又健康的,共事9年来,他从来没有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耽误过工作。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也只好在痛苦中默默地为他送行,愿于老师一路走好。为了表达对于老师的怀念     

亦师亦友——黑龙江省籍教授宋雪访谈录

我与宋雪教授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是我校外语学院资深教授,年长我十岁.五十年前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时,他已是俄文教研室的骨干教师了,我尊称他为宋老师.五十年后他离休我退休,经常散步于校园,谈心聊天、游泳、打乒乓球……又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他出生在黑龙江,我出生在辽宁,又是"东北"大老乡."老乡见老乡,知心话儿拉家常".……     

姚明的高度

我是姚明的球迷,但我不是篮球迷, 连个NBA fans都算不上。我知道在这个 国家,有许多人和我一样,他们关注姚明 的成长,津津乐道于关于他的一切数字, 从身高、收入,到每场比赛的技术统计。 他们喜欢看他赛场上的表现,也喜欢听 他赛场外的言谈,无论是他戏弄美国记 者的幽默,还是他埘国家队比赛作风的 咒骂。     

十年磨一剑——评陈辉电视纪录片的创作

我爱看陈辉的电视纪录片,不仅因为我们是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从他的电视作品中看到了他的性格、他的才能和他的追求;看到了他近几年来在电视纪录片领域里不断探索的足迹。一九八三年,陈辉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摄     

《系统》采访幕后

现在网上传<系统>的作者是"80后,资深网游玩家",其实我不玩网游,我玩的都是单机版,实况足球、NBAlive、FM.体育类游戏居多.在采写<系统>之前,我对同游的了解仅来自于我表弟,他玩过传奇,那时候我上大学他上中学.署假一回家,他就找我借钱,为此我对网游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抵制情绪,自己从来没玩过.     

亦师亦友:我与甘惜分老师半世纪的师生情缘

诞生于1916年的甘惜分老师今年迎来了他的百岁之年,作为他的学生,我在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的同时,自然会回顾起与他的交往和友谊,感念他所给予的关爱和帮助。我从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为甘老师的学生,迄今已整整50年了。特别是后来我又在1978年成为他首批招收的两个研究生之一(另一个是童兵),2003年我又作为引进人才回母校任教从而成了他的同事,可以说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我是同     

治愈应用管理病痛 提升应用销路——CIO不仅仅要做扁鹊 事前或事初管理应用更重要

古时,魏文王曾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哪一位最好?扁鹊答: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家人才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但从医术上讲,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对CIO来说,将IT应用的隐患和危机消灭于孵化期或诞生之初,对业务造成的损害才会最小,聪明的CIO并不希望将自己的名声与IT系…     

一个偶像的背影

我与苏秋萍老师结识时间不能算是长久,但很有幸能够成为他近二、三年内结交的仅有的几位新朋友之一。苏秋萍老师于我,他既是前辈更像家人。他对我不仅在专业上倾囊相授,诸多鼓励,生活中也真诚相待,颇多照顾。每次他新加坡的亲戚来到上海,他们的家庭聚会也都会请我参加。有段时间,我的喉咙不适,时常咳嗽。他回新加坡特意给我带了止咳的特效药。如果把时间推前到2009年,我还没跟苏秋萍老师结识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此之前,虽然有时也会在某些行业的Party上遇     

我的图书馆生涯

谈起图书，我就不禁怀念先父张九龄先生，我从小由衷钦佩他的博学。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复旦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出校门后当过报纸的主笔，高三班的国文老师，中学校长，喜爱写作，擅长诗画，之后虽创办企业，仍不释书卷，家中藏有很多古今中外的图书。我与书结缘，可说从小受到他的薰陶。我生长于上海，念小学时，父亲在假日就经常带我去福州路（四马路）逛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门市部都在那里。他看书、选书、买书，我也翻找感兴趣的书看，时而也要求父亲给我买几本。中学时，父亲就让我睡在他的书房里，丰富的藏书为我提供广泛读书的机会，更培养了我对图书的感情。     

一棵老树的长镜头——记晋中日报社社长王永祥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慈祥而朴素的老新闻工作者,顶部全秃,两鬓雪丝的脑袋昭示着他消耗于稿纸堆中的智慧量;高度的近视镜、微驼的背告诉人们他伏案工作的时间量,而健康红润的肤色或许得益于常年的奔波采访与写作。他,就是晋中日报社社长王永祥。 他的形象,他的事迹,贯穿于他33年新闻探索中的那份执着,那份拼劲,使我想起一首叫作《老树》的诗:     

相见恨晚——怀念范泉先生

范泉先生不幸于2000年1月在上海逝世。我和范泉相见恨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平反回沪后才见面。这时,他已年逾花甲,我也退居二线了。其实,我早就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和世灯相识于“文革”后期,那时我在福建日报社当编辑,他在沙县报道组工作。他经常到报社来送稿,一来二往,我们便熟悉了。他在大学里是读生物的,搞新闻报道是改行,但他干得兴致勃勃,乐此不疲。《福建目报》曾用整版篇幅发表过他采写的通讯报道,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谦逊热情、勤奋     

领悟一种生命的豪情——老枭其人及其诗

在此之前,我已从《星星》、《诗刊》等刊物上读过老枭的诗,并且把他的笔名“萧瑶”与“逍遥”二字联系在了一起,以为他是那种“逍遥派”人物。但是,当我读到阿红先生的信、老枭的诗和一些评介文章之后,我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物,而是一个执著于艺术与事业的富有开拓精神的人;他写诗,为的是心灵的纯净;他办公司,为的是适应变革中的时代。老枭是浙江人,出生在浙江西南的九龙山下,他有一股“狂劲”,也有一种不媚俗的独创精神。因为不满于僵化的教学方式,他竟然敢于放弃原有工作而     

愿景如画 为爱而歌

黄海南先生与我同为70后。初见他时,就深切感乎于他骨子里江南才子的风度,恍惚间他就是从年代大戏走出的男主人公。他出生的地方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古城浙江诸暨,越国故都、西施故里,文化积淀深     

王蒙新作《伊朗印象》台前幕后的故事

对于我这个年轻编辑来说,初见王蒙仿佛是虚惊一场,全副武装而来,拿出十足的勇气(或说底气)来面对他,却每每被他轻而易举地给卸去了盔甲,不由自主地尊敬他、亲近他、关心他,并且心甘情愿地折服于他那融化在浓浓的人情味里的大智慧。     

吴丈蜀先生

吴丈蜀老人对我初无太多的印象。因为他得大名时,我尚未出道。说起来,我与他是前后的同事,因为我们曾经先后供职于同一家出版社。而那一段光阴对他来说,并不是愉快的回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1957年起我被剥夺工作权利22年;而在我则是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我与他的最初交往是因为他的一部书。他在我所在的编辑室里有一部《中国历史三字经》。自然这不是90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