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回到哲學的源頭尼釆《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導論

一 關於《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1873年4月,尼采到拜羅伊特做客瓦格納家,帶去了一部謄寫好的文稿,題為《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據瓦格納夫人柯西瑪在日記中記載,尼采在瓦格納的家庭聚會上宣讀了這部稿子,分兩次讀完.這是一本尚未完成的書的草稿,尼采自己在當時的一封信中談到這部稿子時説:"這整個東西距合格的書的形式還很遠,我將不斷鞭策自己,還須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嘗試再次——同一題目的第四次——寫作.我曾被迫為此目的進行極為特殊的研究,甚至無畏地涉獵數學、力學、化學原子理論等.     

馬一浮和"六藝論"

馬一浮的學術思想,最著名的論點是"六藝該攝一切學術".這是他的一貫思想,很早他就有撰寫<六藝論>的設想,但集中講論,則是1938年在江西的泰和,為浙江大學師生開設國學講座.竺可楨校長1936年為聘請馬先生到浙大講學費盡了心力,而終無所成.但僅僅一年之後,他的願望就輕松地實現了,而且不是他主動去請馬一浮,而是馬先生自動找上門來--當然不單是為講學,同時也希望暫時與浙江大學師生一起流亡避寇.     

晚年的吴宓先生

一 歷史上往往有一些卓有貢獻的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著名學者,由於複雜的政治原因,他們長時期被歪曲、誤解,甚至其明顯的功勞、貢獻、成績也“因其一點不足而攻擊其餘”統統被抹煞,或者為並不知情者長期“爭論不休”,這是又一種“歷史的悲劇”。這種不公正,後人儘管可用簡單一句話“這是歷史的誤會”去解說,或者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評說,但是,無論怎樣,這些歷史人物他們畢竟對人民作出了有益貢獻,終將會重新被人們所認識和作出公正的評價。吳宓教授即屬於這樣的“有爭論”的歷史人物。     

敦煌宗教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敦煌學是一門新興的地區性、綜合性學科。如果我們探究這门學科之所以產生的諸多因素。則宗教,尤其是佛教所佔的比重之大,無疑是不容忽視的。然而,宗教研究在敦煌研究中的現狀却與它在敦煌學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稱。可以說,在敦煌學的諸多學科領域中,宗教研究相對最為薄弱。1983年夏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以來,歷次的學術討論會上,宗教組的人數最少,以致有時不得不     

儒學爲甚麽可以在海外華人社會發揮作用 歷史的回顧與前瞻

<正>一歷史的嘲諷儒學是華人社會的根,源遠流長,已有三千年的歷史。無人否認儒學在華人社會所起的作用,本來,何須論述?但歷史很嘲諷:一個多世紀以來,儒學在它的發源地——中國大陸,差點被連根拔起。如果不是在海外猶存一脉,今天中國要復興儒學,恐怕只能從概念論述了。概念當然很重要,它讓你明確、清晰、持之有故,所以近百年來力争儒學地位的,多是哲學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也有史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學者、和社會政治運動家,如康有爲、章太炎、馬一浮、劉申叔、錢穆、張君勱等。他們都著作等身,但實際影響社會的有多少?他們大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中國社會封建論駁議

把秦至清的中國定性為"封建社會",是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流行說,此說被認定為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不容置疑.然而,我們通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著却會發現:唯物史觀創始人反對濫用"封建"概念,不僅從未將前近代中國、印度稱作"封建社會",而且對某些論者抹殺西歐與非西歐(東歐及亞非諸國)歷史的差異,將西歐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普世化的作法給予嚴厲批評.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持論,不僅關涉到對"封建社會"的確切把握,而且關涉到一個更宏大的議题:世界諸民族、諸國度的歷史路徑究竟是網狀的還是單綫直進的?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以诗证史 借传修史 史蕴诗心——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意蕴及文体意义

《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他蘊釀最久、寫作時間最長、篇幅最大、體例最完整的一部著作。雖然由於目盲體衰,整部書係經寅恪先生口授由助手筆錄整理而成,細按無一字不是作者所釐定,無一句不經过作者學養的浸润。可惜作者生前未能看到這部嘔心瀝血之作的出版,應了1962年先生說的“蓋棺有期,出版無日”那句極沉痛的話。今年是《柳如是别傳》正式出版十周年,恰又是作者一百週年誕辰,為了紀念,本文詳盡探討了此一大著述的學術精神、文化意蕴和文體意義,提出《別傅》既是箋詩證史的學術著作,又是為一代奇女子立傳的傳紀文學,又是借傅修史的歷史著作。實際上是寅恪先生自創的一種新文體,特點是綜合運用傳、論、述、證的方法,熔史才、詩筆、議論於一爐,將家国興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徹全篇。如果說《論再生緣》是這種新文體的一種嘗試,《柳如是别傳》則是這種文備众體的典範。作者更辉煌的學術目標是通過立傳來修史,即撰寫一部色調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論者或謂《别傅》篇幅拉得太長,釋證詩文時而脱離本题,枝蔓為說;當我們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會怪其釋證趨繁,只能訝其用筆之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