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肃新县制述略

1940年7月1日,甘肃省执行国民政府的新县制政策,开始在甘肃推行新县制,甘肃新县制工作重心在乡镇,将全省66个县和3个局划分成829个乡镇,从党、政、军等各个方面全面控制基层,欲通过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加强教育专制,进行财政改革等手段达到新县制的目标,即“管教养卫”,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粗略概述甘肃新县制的推行情况.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化政策

抗战之初,国民党以抗战作为国统区文化政策的主旋律,放松了对新闻图书出版的管制,给文艺界、新闻界等以宽松的环境积极地参与抗战统一战线,推进了抗日战争活动的开展;但至抗战中后期,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策略上的调整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使得国民党高层人士产生危机意识,因此,这种危机意识导致其文化政策的变异。于是,各种进步力量则为了维护权益而与国民党展开一系列斗争。     

抗战时期国统区农业生产力问题探析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和技能低下,耕地大量荒芜和面积不断缩小,以及农具的十分落后与短缺,表明了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正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导致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日益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性土地制度的束缚、国民党发展农业政策措施的失效、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国统区农业生产力的危机,造成了两个最为直接的严重后果:农民生活的不断恶化和国民政府的垮台加速。     

抗战时期国统区粮价上涨原因研究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总体处于持续上涨趋势,特别是中后期粮价上涨异常迅速,给社会带来诸多问题。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持续的战争以及粮食产区相继沦陷造成粮食极度匮乏和供需不平衡。而经济通货膨胀、粮食走私以及粮食运输困难成本过高也是导致国统区粮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新县制的推行与基层政权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湖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新县制。其内容主要是重新划定县等、扩大县政府组织、增强县政府职权、调整裁减区署、裁撤联保、建立乡镇公所、重组保甲,以及普及教育、整顿财政体系等等,其目的是建立党政军教一体、管教养卫合一的基层政治和管理体制。新县制的推行,加强了国民党对农村基层政权和人民的控制,与其所标榜的“地方自治”背道而驰。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通邮问题述略

依照战时的一般法则,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双方应当停止通邮,并加以严密封锁。但在二十世纪的在,却出现了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仍保持通邮的奇特现象。双方邮政能维持动作与双方各有所求是联系在一起的。     

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发展趋向

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发展曾呈现出集权与专制、合作与民主两种不同的趋向并存的局面。这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二者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长期和谐共存。抗战中后期，集权与专制的趋向已明显超过合作与民主的趋向，在国统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和激化，从而导致了两场民主宪政运动的爆发。这两次运动虽然最终皆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反映了合作与民主在整个抗战期间仍是国统区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向，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根据地农民土地状况趋向之比较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极力维护地生主阶级利益,加重对农民的盘剥,致使国统区农民经济状况更趋恶化,土地问题更加严重,最终使国民党因失去广大农民的支持而惨败。中国共产党则根据关键需要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团结了农村的开明士绅参加抗战,又改善了农民的状况,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最终取得了农村这块辽阔的阵地,为取得革命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抗战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赈济救灾工作的评述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各级政府对鄂西后方的灾民和战争难民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救济工作。这些救济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情，但对减轻灾民的痛苦，稳定后方的社会秩序，增强抗战力量，仍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国统区解决“师荒”问题的政策与措施

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师资力量又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师荒”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教育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初等教育界“师荒”问题的表现与危害以及国民政府为解决“师荒”问题采取的措施作初步探析，以求有助于抗战时期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为当今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某些启示。     

论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制度设计的三大民主障碍

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的制度设计蕴含一定的民主元素和规范程序,但就其制度设计的阶级本性、繁杂程序及相互牵制的权利限制三方面而言,已经对民主实现构成了难以逾越的三大障碍。     

抗战时期国统区军粮的征购

1937-1945年,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日本侵华战争席卷整个国家,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此时军粮作为后勤物质补给的重要因素,尤为迫切需要。文中整体考察国统区军粮的供给系统,以一个地区为例从军粮征收的角度,探析军粮的征收手段以及基层军粮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和军粮征收政策在实践中大打折扣的情形,严重削弱了其应有的成效,并由此提出军粮在田赋的征收率的新观点,与专家、学者商榷。     

20世纪40年代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成效

重庆市作为抗战期间的陪都,是新县制的策源地。其对各种具体的自治法规的研究、制定以及自治的指导、监督工作都较其他地区为优;重庆市还进行了民选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的尝试。重庆市建立的基层“民意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呼声,维护了基层民众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真正实现人民直接选举,因而不能避免在选举和经费筹募等事务中的腐败现象出现。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职业教育特色研究

文章从纯学术的角度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后方的职业教育发展特色.在战争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国统区职业教育,其特色主要表现为:在办学目标上,优先为抗战服务;在办学体制上,政府、企事业、社会共建职业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实用.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在办学思路上,与国统区大后方地方建设相结合,发展特色职业教育.     

论国民党新县制与地方自治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的新县制是以孙中山的“县自治”学说为理论依据,主要内容是将保甲融入地方自治,健全基层组织,以强有力的保甲组织来推动地方自治。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加强了国民党在基层和农村的统治,也有利于国民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坚持抗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国统区职业教育方针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为使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能够适应时代要求,并发挥其应有作用,国民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作了大幅调整.考察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方针政策与措施,对我们今天发展职业教育仍具有积极意义.     

抗战时期安徽国统区的粮食管理

抗战时期,安徽省按照国民政府的决策和部署,在国统区实行了严格的粮食管理,主要措施包括实行粮食调查统计、办理田赋征实、供应军公民粮等,有效保障了国统区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支撑了安徽战场,为坚持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一定基础。     

试论“新县制”时期县参议员群体之蜕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仅设置于县,而县以下社会公共事务则主要依靠"士绅"来承担。近代化过程中,士绅再也无力继续承担地方各种复杂的公共事务,传统社会功能体系逐渐解体。这样,县参议会作为社会功能的制度化机构随之产生。1939年9月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新县制",从而在地方社会中形成一级独立的权力机构和群体——县参议会和县参议员。新县制时期,县参议员群体进一步制度化、组织化,但是,由于社会过渡性的特征以及国家机构组织化的变异和国民党政治的腐败,使得参议员群体随之也发生"蜕化"。     

新县制时期赣南基层政治转型之实证考察

中国县以下基层政治从传统的乡族自治向现代民主宪政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转型,肇始于清末宪政,历民国而不辍。"溶保甲于自治中"的新县制,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总结前期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基层政治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新县制时期(后苏区时代)的赣南,进行过大规模的基层政治转型制度建构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笔者以为,大多数学者对新县制乃至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政治转型的评价有待商榷。     

抗战时期确立国民党总裁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抗战时期国民党总裁制确立的必然性，一是蒋介石不断膨胀的权欲与国民党封建独裁统治需要的“天然”结合；二是国民党当时强化其组织，消除内部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等弊端的现实要求；三是国民党加强和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其总裁制确立的现实可能性，一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给它创造了客观条件；二是蒋介石已具备了充任国民党总裁的主观条件；三是全国人民及各种政治力量“拥蒋抗日”为其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国内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