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世纪论争与理性反思

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20世纪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和学术争鸣。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精深之处在于其研究经济蕴涵的伦理动因,为伦理寻找合理性的解释,以及他关于天职观念或人的职业责任心的论述。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偏弊之处则在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起源时期的复杂情况,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排除在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忽略了资本主义精神贪婪和追求享受的一面,含有为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精神辩护的政治色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情结使得他对非西方国家的伦理探究走向了＂负面的理想型分析＂。超越韦伯伦理思想的狭隘视域,要求我们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正确认识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应当防止用华夏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最关键的是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继承祖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博采众家之长,真正创造出一种既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特色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伦理文化。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向意识形态论争转化之过程——兼谈胡风的“跨界”

抗战时期,文艺理论问题已成为构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并关系着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文艺理论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之争并介入文艺论争。在这一过程中,胡风通过积极参与论争显示出他在左翼文艺界的特殊地位和异质性,促使文艺论争跨入了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论争,因而胡风的"跨界"逸出了文学理论问题探讨的范畴。     

重评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争

列宁逝世以后，关于“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在联共（布）党内曾引起一场激烈论争。对这场论争，人们历来多肯定斯大林等人的观点，而否定“反对派”的主张。本文认为，就实质而言，论争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尽管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最终获胜，在当时也确有其积极和成功的一面，但总的来看却并非真理，它给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和惨痛后果，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论“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理性

“五四”新学的历史理性贯穿于历史与学选择的运作之中，主要体现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确立之上。而“五四”新学的基本形态“自剖学”、“他剖学”与“民族自剖学”则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指向化自救与民族自救的历史理性选择。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视野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之后,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所在。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借鉴西方的民主理论,就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可供利用的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作过这方面的探索,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认识,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上都出现了失误。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角度,重新对"五四"时期在民主理念和传统文化上的认识失误进行了解读,目的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便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不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     

“百家争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比较研究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两个最为伟大和辉煌的时代,前者成功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古代发展路径,后者则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对这两个时代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两个时代在新旧路径选择的异同点,从而使我们可以从第一次路径选择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林纾与“五四”文化

历史的际遇,林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坚守文言阵地,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巧妙设计,启蒙先驱的林纾与倡导白话的＂五四＂先驱们爆发了激烈论争。两者之间的较量背后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价值选择。林纾秉持中国传统文化之本,代表了沟通、调和中西文化的努力,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根本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这也正是林译小说与＂五四＂新文化的根本分野所在。     

化“危”为“机”：网络信息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选择

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多样性,提升了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网络信息的传播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复杂化。当前,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净化网络空间和大力培育网络人才等手段,确保网络信息在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     

问题结构化:从“木匠数学”走向“理性数学”

学生理性思维品质、批判质疑意识和探索创新精神是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学数学深度教学的应然追求。以问题结构化为引领,让学生完善结构型认知,经历数学化过程,深化批判式思维,涵泳理性精神是实现深度教学有效的方法和路径。     

“理性时代”的理性批判──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理性时代”开始于文艺复兴对理性的倡导．完成于德国古典哲学建起的一个个理性思辨体系，即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时代。理性至上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理性至上标志着以人为本的认识论取代了上帝创世的本体论、然而，理性至上从理性以人为中心起步，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以理性为中心。康德哲学则坚持理性以人为中心原则，高扬理性批判大旗摧毁理性论的一切形而上学，打破了理性神学，使哲学挣脱本体论．真正实现了哲学向主体论的转变。     

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行动理性——新时代中国金融体系的行动特征

个体理性走向集体行动理性即金融主体由诉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向普惠人民、紧密联系实体经济转变,金融主体的治理结构、服务理念、服务政策与措施必须转向。本文基于新时代中国金融体系的行动特征,对金融主体走向集体行动理性的路径选择进行分析。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论争及其启示

自８０年代末我国提出“素质教育”以后,引发了长时间以来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在认真梳理有关论争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一方面,应该肯定“素质教育”所代表的基础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基本理论研究薄弱,对原有基础教育定性不够慎重,没有确立自身的评价体系以及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这是当前“素质教育”中亟待改进的严重问题     

“考研热”成因分析与策略引导——基于场域和理性选择理论

场域是一个动态的竞争空间,个体在场域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数量;资本扩张和权力的最大化获取离不开个体对情境、资源、策略的清晰认知和理性选择。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探讨“考研热”下存在的理性与非理性行为及其成因,并指出国家、高校和考研学子等利益相关者应采取的针对性措施,以期引导学子理性考研,推动构建考研场域的良好生态环境,助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从韦伯的“理性”矛盾到科学发展观

韦伯虽然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但对价值理性的回归,却陷入悲观。马克思主义对所谓理性作了全新的阐释,指出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造成了人的价值的丧失,人类将最终消灭剥削,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真正理性的发展,有力地回答了为韦伯所绝望的“理性”矛盾问题。     

刑事法律推理的缺陷与校正——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

绝对的规则导致绝对的专制,司法裁判只有打上正义的烙印才能被信仰和遵从。在法治进程深入推进,民权意义不断增强的年代里,过分强调形式推理会损害司法的根基。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刑事司法一味追求司法的形式公平,造成了法官思维与公众正义的摩擦和对撞。刑法的安定性和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通过实质推理来消灭,刑事司法应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实质推理为必要调剂,克服矫枉过正的司法积弊,让公平正义在具体的案件中得到实现。在揭示形式主义推理危害的基础上,对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关系重新思考和定位,并就推动实质理性的构建作了环境、机制和节点层面的探讨,以期有助于改善当下的司法风气。     

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项,这不仅是历史教训的启迪,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更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归宿。     

从个体理性到交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范式替换

奠定在个体理性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的“经济人”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和危机。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引入,完成了由个体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更替,成为化解困难和危机的有效途径。     

从理性选择视角看研究生的择业观

理性选择作用于研究生就业的规律在于:研究生的择业观越积极,择业行为越趋于理性,就越容易就业;研究生的择业观越消极,择业行为越趋于非理性,失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要提高研究生的就业率,需要高校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生的择业观教育,引导研究生树立积极的择业观,帮助研究生在就业面前做出真正理性的选择,最终实现研究生的合理充分就业和研究生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对大学生选择做村官现象的分析——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面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和城市就业竞争加剧的现状,大学生原本有意在城市就业以实现个人价值、贡献社会的理想受到限制,选择到农村做村官可谓是开辟就业新思路.大学生村官由开始时的个别现象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学术界也纷纷对此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讨论.仅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对大学生选择村官现象进行解析.